自 198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全世界对尊重人权、问责制和政策制定透明度的要求，许多新的民主国家出现了。援助捐助者提倡民主化提高公共政策和服务质量的观点。然而，民主化发生在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力量正在改变治理参数和风格的时候。金融全球化、高负债和新自由主义规定将经济政策选择限制在一组有限的目标上，这些目标强调财政紧缩、私有化和自由化。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策制定越来越局限于“技术官僚”，即那些拥有高度技术知识和专业知识且其决策不受政治进程约束的人。技术官僚倾向于在那些最不受公众压力影响的政府执行机构工作，因此对民主负责的程度最低——例如中央银行、财政和贸易部。
政策制定的技术风格给民主国家带来了问题。它们扭曲了问责结构，因为政府对多边机构和投资者的责任比对代表机构和广大公众的责任更大。这种决策方式也会影响对就业和社会保护、消除贫困和冲突管理的反应。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巩固新的民主国家很重要，但它们可能会因强调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目标而被边缘化。此外，如果公民认为他们的选票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无关，他们可能会对民主进程失去信心。
然而，如果政府要响应公民的要求，就必须以民主方式决定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在这方面，立法机构在追究行政责任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民主国家，立法机构——议会或国会——被期望汇总和阐明公民的选择，审查政策建议并为政策结果提供合法性。但经济政策对社会团体和机构的影响不同，当有关权衡的重要决定完全委托给技术官僚时，民主进程和问责制就会受到影响。例如，中央银行行长和财政和贸易部长可能会受制于金融界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可能优先考虑降低通胀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的战略，而不是创造就业或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护战略。
UNRISD 研究和政策简报旨在提高发展对话的质量。他们将研究所的研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辩论中，综合其研究结果并提出问题以供决策过程考虑。他们以简明的格式提供这些信息，应该对政策制定者、学者、活动家、记者和其他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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