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感市综合报告

快递行业价格数据跟踪(2022年10月)行业价格旺季涨价符合预期大促来临市场竞争仍存在量价博弈价格综述快递行业9月份整体单票价格9.52元，同比下降2.3%，环比增长0.3%，行业整体及各家快递价格均出现预期的增长，但呈现环比涨幅较小及同比略有下降的结果；电商件、时效件及国际件价格均有所提升电商件单价相比8月上涨0.14元，至8.2元件，环比提升1.8%，但同比下降2.3%；时效件预估单价15.5元件，环比增长1.6%，同比增长4.3%。随着市场进入电商大促旺季，价格的临时上调已在本周开始。行业价格风向标义乌地区9月快递价格小幅回升至2.82元件，环比增长2.3%，但同比下降4%，带动了全国6元以下快递价格洼地城市价格在旺季普遍提升，上涨幅度均在0.050.2元件，基本复合市场对旺季价格上调的预期。除揭阳外，其他价格洼地效应城市业务量同比增速平均515%，保定超30%，依然远高于市场平均2.8%增速，但环比方面有增有降，其中华东普遍增长，华南地区环比出现价升量掉的情况。以上预示今年旺季快递价格，在华南地区仍存在博弈可能，导致全国整体价格无法涨到去年最高点。承压。（1）市场供需进一步改善，各项指数向好且由于去年同期，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依然保持14.5%增长，电商渗透率26.4%好于去年同期，同时制造业生产经营条件有所夯实，PMI指数改善明显，但服务业疫情防控下（2）市场从淡季向旺季发展的转换期，9月如预期出现量价的上调增长，基本复合预期。9月份全国快递行业业务量完成97.1亿件，同比增长22.8%，日均环比增长6.4%；业务收入完成924.6亿元，同比增长0.3%，日均环比增长8.1%。根据交通部数据，10月至今全国快递揽收日均3.26亿件，环比下降0.3%（去年同期增长1.9%）。（3）由于TOP8同比增速环比略有下滑，因此9月单月CR8环比并未增长；除圆通9月份市占率为16.1%保持稳定外，另外三家均有不同程度小幅下降，市场竞争仍在焦灼状态。TOP8快递企业的业务量同比增速7.8%，相较于8月份10.1%略有下降，申通（22.6%）>顺丰（8.2%）圆通（7.6%）行业（2.8%）>韵达（7.9%），虽然除韵达外其他公司业务量同比增速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四家外其他快递增长有限，因此CR8环比保持84.8%；其中除圆通9月份市占率为16.1%保持稳定外，另外三家均有不同程度小幅下降，顺丰下降0.1%、韵达下降0.3%、申通下降0.4%，市场竞争仍在焦灼状态。

政府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执行报告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智能交通城市如何提高流动能力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在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帮助下，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为政府机构和企业高管就特定的关键行业问题和跨行业问题提供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洞察。本文是一份面向决策层和管理层的简报，是根据该院课题小组的深入研究撰写的。它也是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正在履行的部分承诺内容，即提供各种分析和见解，帮助各个公司或机构实现价值。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本文作者或发送电子邮件到ibvchina@cn.ibm.com。许多城市正在通过实施新的智能交通系统来应城市对这些挑战，虽然有些城市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更多城市还处于早期采用者阶段。如何继续向前发展本文提出的五个建议可以帮助这些城市使用新技术实现优化的、整合的交通服务。世界的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人口密度也在不断增加。在深入了解他们的期望之后，我们总结了一系列建议，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50年，大约70%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中。1这一增长速度对各种类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交通设施。IBM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50多个城市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城市面临着独特的交通问题，但城市的领导者们拥有许多共同的奋斗目标。2大多数城市领导者都致力于建设更清洁、交通更通畅的城市，并且通过强化公共交通系统旨在帮助这些城市应对交通挑战•制订并实施长期的、灵活的、并与城市的交通愿景整合的全面ITS战略；•采用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改进服务，了解客户并且影响客户的行为模式；•整合各种交通方式的服务交付；和其他方案替代私人汽车来改善城市交通。对于交通系•保证资金安全，并且采用创新的业务模式；统，大多数城市领导者都认为有必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降低ITS项目的复杂度而有效地管理实施过程。然而，有限的资本预算使城市领导者更多地聚焦于智能交通系统(ITS)的开发和实施，从而加强交通供需管理。大多数城市在理解并全面发挥ITS潜力方面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的研究指出了典型的城市和全球领先做法之有些城市已经通过实施ITS而在上述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多模式交通卡计费)。随着技术的成熟，以及城市在优化价值方面的经验不断增多，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城市将采用全球领先的做法。此外，几乎所有城市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为了了解城市领导者正在做哪些工都能学习其它城市的经验，并加速实施自己的计划。最作，我们与几个城市负责交通政策、交通规划和服务运后需要说明的是，成功与否取决于那些负责制订和执行作的官员和专家一起，深入探讨了所在城市的2020年愿景，以及ITS对于实现目标所扮演的角色。3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讨论了这些城市在实施ITS方面的战略和计划，以及实施进度和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整个城市的交通战略的决策人的领导能力。作为交通战略的组成部分，许多城市都已部署了ITS，还有许多城市计划这样做。2智能交通城市如何提高流动能力智慧的城市二十一世纪被称为城市的世纪，原因在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而且预计这一趋势还将继续。4城市增长的推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另外，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的数量也不断增加。5随着人口的增长，各个地区的汽车拥有量以及对交通旅行的需求也在提高(见图1和图2)。在发达国家中，城市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推动力(例如东京、巴黎、苏黎世、布拉格和奥斯陆，这些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6随着城市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城市通常会努力吸引商业和就业机会。一个城市高效的交通成为吸引潜在投资人和雇员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增长为城市领导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最新出现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挖掘使城市更智慧的潜力即利用先进的技术收集更多、更好的数据，更智能地分析数据，并通过更高效的网络进行收集。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为市民提供更高效益、更高效率且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城市已经开始在供水、污水处理、供电和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使用智慧的解决方案。相比而言，交通领域对智慧解决方案的采用率最高，许多城市部署了智能交通系统，更多城市正在计划部署这一系统，作为其交通战略的组成部分。当前的交通挑战交通也许是大多数城市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据2006年的一项研究大城市的挑战利益相关人的观点指出，交通是城市各个发展阶段面临的唯一最大的基础设施挑战。7高效的交通是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核心，严重的拥堵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成本，据估计这些成本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占GDP的1%到3%。8同样重要的是，交通是一个城市中的所有居民共有的体验，并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交通还是排放的一个重要源头，主管机构日益迫切地希望对此予以控制。可持续交通项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04年12月。可持续交通项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2004年12月。图1.各地区的个人交通活动图2.个人交通活动的方式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3阶段、物理特征、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水平以及市民的偏PhilMumford，CEO，QueenslandMotorwaysLtd.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一些共同的交通挑战，其中最严峻的挑战包括各种交通方式中日益严重的拥堵、乘客安全、不断老化的交通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对环境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以及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压力。尽管存在这些相似点，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城市的发展好(见图3)，每个城市面临的挑战性质和可行的解决方案各不相同。例如，阿姆斯特丹和芝加哥都是成熟的城市，但它们的交通特点截然不同，其交通目标当然也不同在阿姆斯特丹，每天出行的人群有超过50%靠步行或骑自行车，而在芝加哥，将近90%的人群驾驶私家轿车出行。9总体流动性是最主要的推动因素。以实现交通流量为关注重点，使城市及其人民受益无论是常驻人口还是临时人口。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制订愿景和战略以应对特定挑战，提高流动性。通常采用的办法是改变各种交通方式的比例，提供更优质的交通服务。此外，几乎所有被访的城市领导者都强调了ITS对于应对交通挑战的重要性。新兴市场•日益提高的城市化程度(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导致日益恶化的交通拥堵，对经济和人们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资金和安全是主要问题。亚太地区(成熟市场)•成熟的亚太地区城市包括几个在交通方面领先的全球化大都市(例如东京、首尔和新加坡)，这些城市都建成了全面的公共交通系统。•大多数城市都注重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地区创新包括先进的交通和公共汽车管理系统、整合的路、铁路和地铁系统，同时改善交通体系。票价系统和旅客信息。•包括迪拜、北京和新德里在内的领先城市正在实施宏伟•交通拥堵仍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多个城市国家都在考的创新计划。虑各种收取拥堵费的解决方案。西欧北美洲•欧洲大部分城市已经拥有了全面的公路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欧洲也有许多具有开创精神的领先城市，包括伦敦和斯德哥尔摩。•许多城市国家正在慎重地考虑收取拥堵费，包括使用下一代基于GPS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针对货车。•在美国的大部分城市中，私人汽车是主要的交通方式。然而，交通拥堵的成本(浪费的时间和汽油)高达数十亿美元。•开发新基础设施面临严峻的资金挑战，公众对现有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服务质量有更高要求。目前正在考虑征收更高的燃油税，并推出用户缴费的方式。•在城市、地区和全国层面对公共交通互通能力的需求日•新的管理制度鼓励铁路和公共交通的改善。新的通行税征益提高。收方法正在研究中。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院的访谈和对公开信息的分析图3.各地区的交通挑战、优先级和解决方案4智能交通城市如何提高流动能力美国IT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ScottBelcher说每天上午和下午，交通堵塞导致城市、郊区和供应链陷入停滞，这种现ITS技术还为基于信息的新服务创造了可能性，例如出行前和出行中的路线规划和交通状况提醒，以及不同的象必须改变。我们拥有创新的工具、技术和战略来管理我定价和业务模式，如根据使用数量、排放或高峰时段征们的交通系统，并且可以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基础设施。收不同的费用。智能交通系统智能交通系统的概念已经出现许多年，但直到最近，新一代ITS系统才得以实施，例如•智能车票管理•增强的出行客户关系管理•流量预测•改进交通和流量管理•乘客信息和顾问服务•公路用户收费•可变的停车费定价在调查过程中，IBM研究了多个城市在过去几年中实施ITS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智能交通系统绝非孤立的软件解决方案。领先的城市都在实施更广泛的战略，以帮助城市从单一模式向更先进的多模式交通服务和整合交通服务方式演进。他们的战略针对三个主要方面监管、交通网络优化和整合交通服务。一般情况下，他们从各自情况出发采用复杂度各不相同的模式，IBM智能交通成熟度模型对这些模式有详细说明(见图4)。1级单一模式2级协调模式3级部分整合4级多模式整合5级多模式优化监管•战略规划•绩效管理•需求管理单一模式计划，多个交通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协调极少。制订了交通愿景。单个全面的监管人，但计划和管理能力有限。整合的多模式交通机构。协调的需求管理举措。基于廊道的整合的多模式计划。动态需求管理模式。交通网络优化•数据收集、整合与分析•网络运行响应能力•事故管理有限数据的收集与整合。特定的分析和事故响应。采用独立模式进行手动事故响应。主要路线数据收集。定期数据收集与分析。主要采用独立模式进行网络和事故响应。多个数据源的实时收集，并带有总体分析。自动化网络与事故响应系统。大部分廊道的实时多模式覆盖。详细的实时数据分析。自动预规划的多模式事故响应。整合的区域多模式计划。持续的全系统性能措施，采用动态定价方式。全系统实时的多模式数据收集、整合和分析。动态网络优化和事故响应。整合的交通服务•客户管理•支付系统•旅客信息最低主要是收现金。有限且静态地旅客信息。按照交通方式建立客户账户。主要是收现金。静态路程计划，提供有限的实时提醒。电子支付。多渠道路程计划和基于账户的提醒预约。多模式整合的交通卡。在路程中提供多模式信息服务。单一客户交通账户。基于位置的多模式主动行程咨询。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分析图4.IBM智能交通成熟度模型(摘要版本)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5实施ITS随着城市着手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并逐渐采用更加整合和优化的交通方式，许多城市将面临着实施方面的•所有城市都制订了宏伟的目标无论当前处在哪个发展阶段，或者当前交通基础设施程度如何但各自的优先级不同；难题。智能交通系统是相对较新的概念，尽管在技术层•根据各自独特的起点以及交通战略中的优先级，各个面得到了证明，但仍会遇到挑战，比如，系统实施成果是城市将有不同的实施路径。否真能实现战略目标许多城市都坦承它们尚未从ITS投资中获得全部预期收益，其中一些城市期望智能交通系统能继续向前演进。还有的城市虽然有意投资ITS，却因为公众抵制或资金短缺而却步。利用IBM智能交通成熟度模型可以将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与全球领先实践做对比。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采用成熟度模型的更详细的版本，对多个城市的现状进行评估，并将之与全球领先实践进行比较。这里的全球领先城市可以将其ITS战略映射到这个成熟度模型，以衡量自身当前的发展状况，并与全球领先做法相比较。城市可以利用这些信息验证其战略与全球基准的符合度，然后制订一个ITS实施路线图。增强ITS无论一个城市目前的ITS成熟度如何，一般都有改进和持续发展的空间。因此，根据我们的研究以及与城市官员的讨论，我们提出五项关键建议，旨在帮助所有城市实践综合了许多城市在某个方面的优秀做法(见图5)。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城市更好地利用这些技术，这个基准本实施ITS。身也在不断向右端进化。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不同的城市会选择此模型中不同的区域作为起点一种解决方案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情况；•典型城市和全球领先做法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数据收集、数据整合与分析、客户关系方面，尤其存在较大的差距；•典型城市在改进数据整合与分析方面面临着困难，特别在跨模式的情况下；•即使在领先的城市中，其需求管理、事故管理和旅客信息等方面的服务相对来说也不够发达；1.制订并实施全面的ITS战略一些城市展示的领先做法是制订长期的有效的ITS战略，并与多种交通战略、城市战略和经济计划相整合。我们的研究发现，当前许多ITS项目都是独立开发的，而非广泛的战略性ITS，也不是多模式交通规划的一部分。这样可能导致ITS在后期阶段难以发挥全部的潜在网络效率。在应对2010年的挑战时，我们不应忽略2020年的愿景。JulieONeil，都柏林交通部秘书长6智能交通城市如何提高流动能力1级单一模式2级协调模式3级部分整合4级多模式整合5级多模式优化监管战略规划功能区域规划(单一模式)基于项目的规划(单一模式)整合的全机构规划(单一模式)基于廊道的整合的多模式计划。整合的区域多模式计划绩效衡量最低根据模式定义的参数跨各个独立组织的有限整合共享的多模式全系统衡量参数持续的全系统绩效衡量需求管理独立的静态衡量独立的衡量方法，具有长期可变性协调的衡量方法，具有短期可变性动态定价多模式动态定价交通网络优化数据收集有限的或手动输入主要路线的准实时数据收集使用多种输入信息实时收集主要路线数据实时覆盖主要廊道，所有主要模式所有模式中的全系统实时数据收集数据整合与分析仅限于特定分析网络，但定期分析通用的用户界面，提供总体分析实时的双向系统整合与分析全面的整合，提供实时的多模式分析网络运行响应特定，单一模式集中，单一模式自动化，单一模式自动化，多模式多模式实时优化事故管理手动检测、响应与恢复手动检测，协调响应，手动恢复自动检测，协调响应，手动恢复自动的、预定的多模式恢复计划整合的交通服务客户关系最低的能力，无客户账户为每个系统模式分别管理的客户账户根据模式而顶的多渠道账户交互多种模式间的统一客户账户手动收款自动提款机电子支付支付系统多模式整合的计费卡多模式、多渠道(计费卡、手机等)旅客信息静态信息静态路程计划，提供有限的实时提醒。多渠道路程计划和基于账户的提醒预约。基于位置的途中多模式信息基于位置的多模式主动改变路线基于实时数据的动态多模式恢复计划整合的多模式奖励方法，以优化多模式的使用资料来源IBM商业价值研究分析典型城市全球领先做法图5.典型城市与全球领先做法相比的情况一览表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7ITS战略应当是长期规划，用于预测客户对各种交通方式中新服务的需求，以及新兴技术不断增强的能力，例如下一代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和用于实时信息的个人数字助理(PDA)的快速发展。另外，ITS服务有望进一步扩展范围，以实现与其它城市、地区和政府机构的链接。它们还需要与大量商业服务提供商有效配合，因为许多城市将ITS视为向客户提供大量服务的平台。为了实现多模式和整合的交通服务，使客户、城市和整体经济获益，ITS项目需要在多个层面与ITS规划结合起来，以展示各个项目对实现广泛的ITS战略所起的作用(涉及成熟度模型中提到的多个维度)。城市中不同交通方式的战略也应整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城市交通战略，这一战略还要与城市政府其它领域的战略保持一致(例如土地使用规划)。此外，城市交通战略需要与其它各级政府的战略相协调，包括全国，地区和行政区。拥有整合的交通管理机构的城市会更容易为所有交通方式制订并实施整体的ITS战略。例如，伦敦运输局负责伦敦城区内的所有公共交通方式，并向伦敦市长报告工作，该局制订了一个全面整合的20年交通战略，详细说明了特定的举措对于实现多种城市甚至全国目标的贡献。10如果没有正式的组织依赖关系，城市需要与合作组织有效协作。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城市都提到政治支持和各种组织的积极协助对于制订以及后续实施统一ITS计划的重要性。为了整合各种交通举措，并消除长期计划中涉及的不确定性，国家运输部门和国际运输组织在制订城市的交通战略和推动技术标准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埃及人和中央政府以及所有者都需要一个统一的交通愿景和计划。OmarElBakary，埃及交通部副部长欧盟(EU)正在推进多项计划，以鼓励全欧洲基于通用的框架和标准而采用ITS。欧盟称欧盟成员国单独实施新的专有道路收费系统已经行不通了，司机们应该在整个欧洲使用同一套系统，而不是在每个成员国使用独立的系统。11斯德哥尔摩增加服务内容，减少拥堵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已经实施了多项全球领先做法。斯德哥尔摩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容易进入的投资地，并将其交通系统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德哥尔摩因其征收拥堵税而闻名，这一举措导致汽车使用量降低25%，而公路交通的尾气排放量下降了14%。1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斯德哥尔摩征收拥堵税只是总体交通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还包括增加公共汽车服务和泊车换乘设施。13此外，斯德哥尔摩拥有一套整合的计费系统，将主要交通方式链接在一起。142.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客户对交通服务的期望不断提高，而交通主管机构可以使用ITS提供新的、更好的服务。许多交通用户根据他们对可选交通方式的便捷性、可靠性和成本的理解而存有8智能交通城市如何提高流动能力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为了优化交通网络，并鼓励人们改变出行方式，城市需要改变客户对于交通系统成本、价值和用途的态度。对于许多城市来说，改善客户的出行体验是ITS项目的主要目标，无论是通过提高总体客户满意度还是鼓励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服务。据米兰公交公司CEOElioCatania说关键在于显著提高公共交通的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准时性、提供优质基础设施车辆、确保人身安全和易乘坐性等，以保证公共交通成为私人汽车的一种优秀替代方式。改善交通体验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基于Web的路线规划服务，该服务可帮助客户优化各种交通方式的路线，从而最首要的任务是改变行为通过调整通勤人员的观念鼓励其转向使用公共交通。LewYiiDer，新加坡LTA政策与规划部门总监题的文本提醒和对每天通勤人员提供的备选路线建议)。悉尼公路交通局总经理PeterMartin说到2020年，出行的公众将被定义为几个市场细分……我们将为乘客提提高出行效率。这些服务可以通过手机或其它移动设备供多种服务，为他们提供更高的价值，并且提升城市的实现，如PDA。基于位置的服务也可以加入进来，例如旅游信息。有些城市通过整合的公共交通智能卡为客户品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这张卡不仅能够用于与交通相关的服务，而且还可用作电子钱包进行小额支付。了解客户需求及其使用服务的模式对于制订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非常有用。领先的城市都采用需求和使用量数据对客户群进行细分，从而能够向特定用户群提供优化的调度服务以及透明且针对性的沟通渠道(例如，交通问伦敦人不必苦苦寻找出行信息。这些信息到处存在，而且可轻松获得。KulverRanger，伦敦市长交通政策主任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能力，交通官员需要进一步接近他们的客户。交通将越来越多地采用零售行业中使用的技术，例如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用于支持和增强客户关系，并分析客户数据。客户路线、偏好和购买方式等数据将被收集起来，跟当前零售行业的通用做法一样。据昆士兰高速公路公司CEOPhilMumford称超级市场确切地知道我在何时、何地、为何买了什么。在出行的每个方面，我们也将做到这样。一旦他们更好地了解客户的出行模式，城市官员就可以通过激励措施(例如提高客户首选出行方式的质量和可靠性)和定价机制(票价、提高市中心停车费、根据排放量收费、公路用户收费等)更有效地影响他们的行为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服务改进需要和价格激励相结合，以改变客户的行为模式。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9伦敦公共交通使用率提高40%伦敦在改变客户习惯，使之更多选择公共汽车出行方面取得了服务整合并非易事。尽管许多城市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达到了满意程度。整合需要在多个不同层面实现，因为交通极大的成功，从1999年以来，这一比例增加了40%，4%的私服务一般由多个不同的组织提供，而这些组织以不同的家车主改变了出行方式。这一成绩是通过有针对性的举措而取方式运作着许多不同的系统。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在一得的，包括扩大服务范围、更好的调度和连通能力、对新型公起而向消费者提供整合的服务，并向交通管理机构和消共汽车的投资、更简单的收费结构和支付解决方案、定期的出费者提供整合的信息，这将意味着来自政治、组织、程行信息更新以及宣传活动。借助于拥堵费和公交优先措施，伦序和技术角度等层面的严峻挑战。敦市中心的交通状况获得了很大改进。3.整合服务交付方式几乎所有城市都表示，各种方式的交通服务的整合至关重要。位于班加罗尔的印度管理学院AshwinMahesh博士称交通方式的整合是解决拥堵和流动性问题的唯一途径。无论选择哪种出行方式，消费者都可以规划最佳的路线，并且有效地出行(例如，两种出行方式之间的连接，而不必额外购票)。服务的整合也有助于交通管理机构更有效地提供服务。通过共享不同来源的信息，交通管理在城市内，所有出行方式的整合非常重要，包括自行车。ReneMeijer，阿姆斯特丹交通运输局基础设施副总监。从组织的角度讲，首选的方法是有一个整合的交通管理机构，许多城市已经成立了这样的机构，而其它城市也希望这样做。无论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是负责规划与提供城市交通服务的所有各方面都能够在有效的政治支持和资助的情况下协调地合作。在政策层面，这涉及到城市、地区和全国交通管理结构和部门以及其它相关方面的协调，例如城市规划者和交通服务提供商。这些实体之间的协作是制订统一战略、统一政策和技术标准(参见第一项建议中的说明)以及帮助确保计划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执行的关键。的服务。各个交通服务提供商的调度、收费和定价必须协调，而这对于后端职能的整合有进一步的意义，例如需要通用的途中客户账户和票据交换职能。在技术层面也存在整合挑战，需要将采用不兼容标准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并且连接多个系统。信息流的复杂性和海量使这一挑战更加难以应对。城市需要在这个方面不断进步，随着交通系统互操作性的需求不断提高，对高效系统整合的需求也可能会提高。机构可以全局掌握交通需求和供应情况，并做出优化交在运作层面，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整合流程、政策和程通网络的决策。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城市的交通序。不同组织的员工需要协作，共同向消费者提供整合服务仍然采用孤立的模式而提供。10智能交通城市如何提高流动能力对以上问题的答案涉及到实施开放信息技术架构，并且与标准制订机构一同在ITS应用中采用广泛接受的通用或开放标准。例如，圣地亚哥交通管理局决定在所有4.筹集资金，采用新的业务模式许多城市官员都表示在筹集资金方面的难度是实现其交通愿景的重大障碍。官员们与不同交通方式的从业者以ITS项目中采用开放架构，并且正在推动全国架构的开发，同时鼓励使用面向服务的架构(SOA)和开放标准帮助实现系统整合。16及更传统的基础设施项目争夺资金。更大的挑战在于，在通过提高票价要求市民支付成本时，如何继续到大众对ITS项目的支持。我们最大的技术挑战是根据标准将系统与其它省的系统整合在一起，从而改变老旧的系统。SoojinLee，首尔市交通总部新加坡依靠ITS实现流动性及购物整合服务交付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的下一代多模式电子支付系统，称作SymphonyforePayment。此外，它提供了对多种(符合CEPAS规范)发卡商的支持，增加对大众通勤人员的选择余地和便利性。18理想的情况下，城市需要能够抓住新的获利机遇并且通过在交通方面的投资而支持其交通目标的业务模式。ITS提案需要伴以有说服力的业务案例，并以此证明这个提案正在带来效益。据中国一座大城市的高级交通官员称资金是实施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但如果ITS项目在经过评估后能够证明其价值，资金就会跟进。评估应衡量除财务回报之外的许多效益例如，事故量的降低(与交通事故相关的死亡人数)、排放的减少以及客户从交通网络的改善中获得的收益。新基础设施项目在公开规划时得到了过多的关注。我们需要确定新的优先级，将精力放在那些明智的项目上。斯德哥尔摩皇家科技学院JonasEliasson教授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11大多数城市都期望交通投资主要通过国家税收提供，因为公众从交通堵塞率的下降和排放的减少中获益了。有5.有效地管理实施过程尽管几乎所有城市都将智能交通系统的使用视为其交通些国家交通机构(例如在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尝试通过设立全国性基金支持地区和本地创新的交通举措而鼓励采用ITS。19有些国家还向私有行业筹集资金。许多国家采用公私携手的方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尤其是对于基础设施项目。20愿景得以实现的核心，但许多城市表达了对其实施能力的担心。实施大型且复杂的智能交通项目势必面临困难，而且实施部门非常担心在公众眼皮底下的项目失败。对于某些ITS项目，实施过程跨越不同的交通方式，这些方面通常由不同的组织负责，项目的复杂性因此加大。在智能交通系统本身可以提供筹集资金的新途径，例如，这些情况下，建立有效的监管组织和负责制度非常重要。根据使用量收费的模式，可以随着车型、使用量或时间段的不同而收费。此外，通过ITS收集到的交通信息可以制作交通状况新闻卖给消费者，或者卖给私有企业用于车队管理。除了增加有价值的收入外，交通服务的定价也会影响客户的行为模式。城市应注意的一点是避免价格上涨及新的收费标准引起公众的反对。例如，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在推进其公路用户收费计划时，仅是宣传拥堵缓解和排放减少的好处，而且强调收取的费用将重新投资到交通网络中。21理想的情况下，城市需要一个有效业务模式，以抓住新的获利机遇，并通过投资交通而达成其交通目标。俄勒冈州按里程而非以油量收税美国俄勒冈州正在试验征收里程税，即根据车辆行驶的里程数收税，替代州汽油税。为了应对由于更高汽车燃油效率导致的汽油税收入不断下降，俄勒冈州将此作为改善公路设施投资的更公平的途径。22在实施过程中，其他的担心还包括对高效的变更管理的需求，以及对内部人员和消费者的潜在抵制态度的预测。例如，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城市强调指出他们需要应对消费者对威胁隐私的技术的抵制，例如车牌识别。在交通领域或其它行业已经成功实施复杂信息系统的组织或企业可以提供经验参考。许多城市强调了高效的项目团队的重要性，该团队在技术和项目管理技能方面要做到适当的平衡。例如，据东京ITSuica业务开发主管AkioShiibashi称，整合的Suica轨道交通智能卡采用的技术相对比较简单，成功实施的关键乃是项目团队对于项目成功的承诺。医疗、金融服务和零售等其它行业都采用了创新的方法，例如向客户提供奖励，并且部署增强隐私保护的技术(PET)，以克服客户对引入被认为会威胁个人隐私的新技术的抵制心理。23试验项目也可帮助树立对于服务机构的信心，并检验用户的接受程度。12智能交通城市如何提高流动能力我们的研究表明，具有创新意识的城市官员具备共同的我们的交通参数全都公开。人们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看信息。特征。他们JeffreyLiu，台北交通部计划处处长未来，并领导中短期计划的执行；•在通过跨模式协作而转变交通网络方便表现出了领导能力，并制订了愿景。他们在制订全面战略时着眼于在管理实施过程中，城市需要根据交通战略，采用精心制订的参数实施进展情况进行有效的衡量，或者以透明的方式共享更多与交通相关的信息并传达交通项目目标协作。•将交通视为一项整合的服务，从仅管理基础设施转变为提供整合的服务，使这种管理风格成为一种团体行动，这要求客户、供应商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之间通力和进度，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各个城市越来越多地采用网站和其它渠道向公众传达进展情况。城市交通衡量•在交通战略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他们了解并影响客户的想法和行为模式，以透明指标也在不断变化，除了传统的交通参数外，各种交通的方式共享信息，并且致力于实现更高的客户满意度。方式的比例、出行时间等，许多城市目前也采用以客户为中心的参数，尤其是客户满意度。随着城市向更加整合的系统演进，并且与客户及相关利益人共享更多的信息，消费者将享受到更快捷、更优质在实施整合的ITS解决方案时，城市官员可以着眼于全球领先做法以及我们的五项建议将这些作为指导。的服务、更清洁的空气、交通相关方面更加协调一致、密切合作，并为他们的城市正变得比以前更具经济竞争力而自豪。关于作者结束语全球各地的城市都面临着同样的交通挑战从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安全问题、陈旧的基础设施到资金匮乏和日益严重的环境影响。与城市管理部门和政府机构中的人员一样，交通官员开始实施智慧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挑战，并且在城市中实现更高的流动性，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建设性价比更高的交通网络。JamieHoughton是IBM全球技术服务部智能交通系统领域全球领导者，他负责ITS解决方案的开发和交付。Jamie在复杂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和服务的开发方面拥有20余年的丰富经验。他经常在讲坛中做关于智能交通方面的演讲。Jamie的联系方式jamie.houghton@uk.ibm.com智能交通不仅仅是实施孤立的技术。领先的城市都采用这些技术将交通系统从单一模式转变为整合模式，改善交通服务，并向客户提供更高的价值。在实施整合的ITS战略时，城市官员可以着眼于全球领先做法，以我们的五项建议作为指导。JohnReiners在IBM商业价值研究院工作，他负责调查、编写并部署对公众具有重要性的问题的研究。他作为一名管理顾问已有20余年的经验，包括在公有和私有领域中的业务转型计划中担任角色。John的联系方式john.reiners@uk.ibm.com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13ColinLim是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部智能交通系统的地理主管，他负责协调高增长市场中的ITS机遇和解决方案的开发。在加盟IBM之前，他在新加坡政府任职多年，包括被调到交通部负责制订陆地交通政策。从整合方法、业comCityGDP.html务设计到执行，我们帮助客户化战略为行动。凭借我们在17个行业中的专业知识和在1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的全球能力，我们能够帮助客户预测变革并抓住市场机遇实现盈利。

周天勇体制扭曲性要素剩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周天勇一、引言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8%以上跌到8%以下后，一直放缓。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8%回落到3%4%。刘世锦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出现下滑趋势。白重恩和张琼、李雪松等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们的研究估计是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后，未来十五年劳动力要素投入负增长1%已成定局，年平均影响GDP负增长0.52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长率未来有可能从开始5%到结束时2%的趋势变动，而且边际产出率会持续下降；从欧美日韩澳加的数据观察，它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后，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在GDP中的比例加大，但是并没有新技术革命性应用强劲加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如果中国未来十五年没有大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举措，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中速以下的2%到3%之间。最迟在2035年时进入高收入门槛的年平均刚性增长速度，最低也不应当少于3.5%。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潜能，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未来通过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呢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生产率贡献劳动投入贡献资本投入贡献三分法的模型，来推算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劳动要素变量的投入趋势基本能够判定，而资本变量增长趋势实际也决定于劳动收入形成消费需求的波动，因此，这种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自然将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红利，寄希望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些测算均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改革红利，CaiandLu在包含生产率、资本、劳动与人力资本的传统索洛增长核算框架下定量测算了减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可以达到1%2%的增长率。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广义的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还是来自体制转型这可能在研究计算前，需要有一个方向性判断。因为对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哪里判定的不同，3研究的前提、逻辑和方法就可能会有所差异，最终导致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别。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形成了一个分析的逻辑（1）中国是一个要素配置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转型到一元市场的体制转轨国家。（2）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推动作用，但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二元体制的转型。（3）20世纪70年代时索洛投入产出模型还包含土地要素投入，后来因土地供给数量固定和投入边际产出微弱而被舍弃，而土地要素及其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把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在了各项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首位。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的城乡功能在不断地发生二元转移，作为体制转轨国家土地没有市场化和资产化以及国土利用率还有待提高等因素，我们提出将土地要素变量重新归入新古典增长模型。（4）以往学界关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推动红利大多是定性推断，但是没有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周天勇和许文立从要素市场化改革角度构建了可以计量的逻辑和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转轨国家的一个经济现象资源和要素存在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其成了我们转轨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范畴。这里的体制剩余中的剩余，与经济学中另一概念消费者剩余中的剩余不同。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剩余类似，但两者又有区别。转轨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和摩擦4体制因素使得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不能完全调整（incompleteadjustment），造成了资源和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是体制性的剩余；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计划体制，或者一元计划与二元计划市场体制中的扭曲和摩擦，往往造成要素利用的（闲置和浪费）剩余，结果是要素利用的低效率（如图1所示）。中国体制从一元到二元，再从二元到一元的渐进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二元体制转型使得资源和要素的体制性剩余得到利用并提高利用率，使改革形成新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二元体制扭曲，通过改革不断的变通进行纠正；而最后实在纠正不了的，甚至二元扭曲体制形成了新的体制性剩余，则需要二元更进一步向一元并轨改革来加以再利用和效益再提高，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图1体制扭曲与体制剩余在一个经济体中，当一种要素实行市场配置而对另一种要素实行计划分配，或者对一种要素的一部分实行计划分配而对另一部分实行市场化配置时，如果要素投入产出的产品为市场化交易，则经济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纠正和弥补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使这种体制性剩余由利5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组合投入得到了利用，并实现了其对产出的贡献。二、资本要素配置体制及其扭曲的纠正首先，我们来看理性经济主体对资本配置体制扭曲产出损失的纠正和弥补。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看，资本的变现性和流动性最强。比如，现金可作为流通中金属、纸质货币和转账货币，以及信息网络时代的电子和数字货币，有着最强的流动性；而流动资产中的原料、库存和在途商品等等次之；即使厂房等固定资产，也可以通过企业资产抵押和上市募资，作为贷款资金和股票证券流通。因此，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扭曲，被理性经济主体通过利益最大化行为所纠正的难度较小。比如，从中国资本配置体制演变的历史看，计划经济时期，将企业看成是财政的一部分，企业资金配置和收支由企业主管和财政部门决定。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其改革。先是实行企业资金有偿使用，后是进行了拨款改贷款，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由其向银行借贷获得，固定资金需求向建设银行借贷获得。当然，借贷银行的专业和领域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后来均改革为商业银行，各专业和各领域的贷款业务任何银行都可以从事。当然，除了银行机制外，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和股权股票融资也成为了企业的资本要素。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间最早，市场化配置程度也最高。如果从经济主体看，国有企业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程度要比民营企业低一些；而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再配置资本要素时，在价6格和数量上却向国有经济倾斜。这就发生了资本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中的错配，形成资本配置的体制性扭曲。然而，这种资本配置体制扭曲所可能形成的产出损失，也可以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其他理性经济主体所纠正。实际上，在微观市场结构中，国有企业有家电和纺织等产品完全市场化销售的竞争性企业，也有燃油、天然气、电网等产品垄断性销售竞争程度低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中，如果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转嫁有较好的考核和监督，并且存在其他企业销售的市场竞争，那么就会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压力机制。资本无论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还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错配损失，通过非扭曲体制和行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比如，国有企业的财务和财务公司，从银行中贷到低利息率的贷款后，再转贷给民营企业，使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提高；比如，一些国有企业自己投资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或者国有建筑企业承揽交通水利工程项目后，将工程发包和资金划转给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完成；比如，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大量地使用劳务公司派遣工作效率高和劳动成本低的农民工；比如，国有企业用自己的资金购买效率较高民营企业的股权进行分红等等。因此，资本要素的体制性剩余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纠正及其新的剩余7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流动，一般来说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比他们在农村和农业就业的工资水平高，而城市市民正式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要比新转移进入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接近于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而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接近城市原住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趋零，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互接近，结构转型完毕，工业化基本完成。动态来看，新进城市农民工工资水平线与城市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线之间，如图2形成一个尖向右上方的倒V型，就是经典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工资模型。图2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中的工资变动趋势然而，中国目前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体制存在着扭曲，并且对它的纠正比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纠正，难度要大一些。结果就是中国城乡体制性剩8余劳动力的规模还是较大。（一）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1）1958年以来的城乡分割户籍管制没有取消，围绕其形成了非本市户籍居民不能够公平地享受许多公共服务，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里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服务等。（2）允许人口6个月以上临时性流动居住制度，主要是为农民外出务工、退休人员异地居住、户籍在外地的白领和经商人员便于从业等提供体制安排上的便利；但是这部分人口不能成为当地的市民，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年轻时要从农村出来到城市，中老年后要从城市重新回到农村。（3）城镇的住宅价格和房租水平较高，农村务工人员临时租住务工可以，居家迁移居住成本太高，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4）农村农民使用的宅地和耕地，以及农村其他集体统一使用的各类土地，农民如果户籍等到城镇，但其使用和共有的土地，因不能交易变现、股权交易、资产委托管理等会发生很大的财产损失。这也成为黏住农民不能向城镇迁移，以及不能资产变现收入从而增强进入城镇经济能力的体制性因素。（5）在劳动力进入和退出及其定价权力等体制方面，行政事业的人员进入行政化程度高而市场化程度低，行政事业工作人员市场化退出很难，其工资水平的确定取决于行政决策权力而不是市场供求因素。当然，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要比资本要素弱一些，但与土地要素不9同的是，在劳动力市场放开的体制安排下，它可以在不同岗位、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并且，在农村也可以通过将非市场化的劳动，通过生产市场销售的产品，变成市场化劳动，以获得劳动应得的收入。因此，上述劳动力配置扭曲体制的部分产出损失，可以通过劳动者个人理性经济追求，及其流动性来加以纠正。（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的纠正首先，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户籍管制扭曲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方式进行纠正1自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的纠正。农民在自己的耕地、园地和宅院中从事向市场供给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将非市场化劳动转变为市场化劳动。如，农民在农村中种植经济作物、养殖销售畜禽、从事产品加工和经营住宿餐饮等，规避了需要到城镇而遇到户籍管制的体制障碍，通过自己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户籍扭曲体制进行了一定的纠正。2乡镇企业组合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纠正。农村兴办个体、私营和集体乡镇企业，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市场化销售；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加工及提供产品和旅游等服务产品。但是，在农村，由于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缺乏，剩余劳动力要素的这种利用，必须有土地要素相组合。当土地用途管制较为宽松，农民对土地有较大的建设权时，就为农村就地转移和利用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要素组合条件。103农民外出市场化务工的纠正。20世纪80年代后期准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90年代推行临时居住制度，使追求经济利益的农民在农村本地找不到满意就业创业机会时，可以向外地和城镇流动，特别是到能够实现市场化劳动的城镇流动。理性经济主体和劳动者，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能够变通地使劳动市场化，纠正了体制扭曲可能造成的产出损失。这就是在二元体制扭曲下，经济还能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深层次原由。（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积累1传统国有集体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消化。从1978年到1995年看，外出农民工工资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比，没有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工资模型进城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从低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向接近其水平而动态变化，而是相反从开始的150%变化到了1995年的100%。这说明传统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存在着低工资多就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随着90年代开始的聘用劳动力双向选择，完善和实施劳动合同制，进行减人增效、下岗分流和再行就业等改革，使得这部分传统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被逐步消化。2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使农村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变成了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城市化水平的比较，认为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还较低，与高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从进入工作到老年退休，从适应城市环境到中老年不适11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其生命周期。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讲，有迁入城市限定时间的窗口期，在此期间内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就会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但是，从改革开放初至今，由于城乡户籍管制、城市教育不均等、进城居住成本太高和离村土地黏性等体制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体制性扭曲，使许多农村青年人口未能在最佳的年龄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年年钟摆式地在城乡间流动，一生青年出去中老年回来没有成为城市市民。错过城市人口这一符合中国户籍等体制国情范畴的提出，定义了一个国家如果干预和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的现象，即大量再不能够城市化的人口在农村沉积。其经济学的含义是（1）利用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模型的假设分析中国实际时，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因为中偏老年劳动力人口向农村回流和积累；（2）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成为用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无效人口了，其越积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动能损失越多；（3）考虑中国农村过去的计划生育、青年人流出、中老年回乡等，城市中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错过城市化人口的积淀，除非行政办法，否则自然的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慢；（4）当与正常人口流动及迁移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相比时，要考虑中国这种错过城市化人口问题。因此，当比如一般某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应有的城市化水平为80%时，中国因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存在，可能要降低15%以上。一般来说，青壮年时未能城市化，45岁到65岁人口城市化的可能性12就越来越小。这部分逐步淤积在农村中的人口，可以称之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加上20到44岁的，规模在16700万人左右。3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积累和呆滞。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员工的编制和定岗准入数量，不是市场约束而是行政事业需要和国企自身意愿确定，其工资水平由中央人社部、行政事业部门和各地政府决策确定，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般无法解雇员工。特别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支出预算，约束力较弱；国有垄断企业的人员数量和预算支出，监管也不严格，更没有社会听证。因此，其工资水平要比竞争性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高；其用工数量不受市场竞争约束，有扩张偏好，多余员工退出困难。因此，改革开放后，在行政事业和垄断国企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体制扭曲性剩余劳动力。就国有企业来看，垄断性行业就业员工较多，劳动生产率较低。如三大石油公司就业为250万人，就2017年以每个员工年生产的纯利看，中石化和中石油员工平均为11万元和3.6万元，仅为埃克森美孚的112和136。至少剩余150万人。2018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单位就业人员264万人。主要集中于国有铁路、交通收费和邮政等行业。如果严格定岗定员、交通收费智能化、仓储智能物联化和邮政传统业务快速萎缩，也将至少会形成150万的冗员。2020年，近728万国有企业员工中，冗员有至少480万人。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上看，1978年时，事业和行政机关的人员为196413万人，财政发放退休金的退休职工为137万人左右，行政事业非正式职工与总人口比为146。但是到了2015年，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为4100万人左右，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在1500万人左右，财政支付的供养人员，实际规模在5600万人左右。也就是国民财政供养人口比，除了行政事业退休人员2000多万，供养的在职人员到2015年大幅度上升为25人供养1人。2006年国有行政事业单位等需要财政发放工资的就业人员3669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的57.05%；2019年增加到4706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就业的85.99%，占城镇总就业的10.64%，占全国总就业的6.07%。2006年到2019年，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从6431万人减少到5473万人。其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就业的从1258万人增加到1957万人；教育等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从2411万人，到2015年最多时2890万人，2019年下降到2749万人；国有企业就业从2763万人下降到767万人。2020年，行政事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人员，随着网上办公、网络信息化社会治理、线上支付和其他服务，国有行政事业等单位就业员工的体制性剩余人员，推算至少1020万人。14图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根据卢锋（2012）年文献和国家统计局职工工资及各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抽象绘制。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工资模型表明，中国官方工资水平变动正好与图2所示刘易斯工资变动模型相反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与外出务工农民的年收入水平，也不是越来越小，而也是越来越大。其形成原因，是劳动力进入退出和工资决定体制的扭曲。这种扭曲形成的产出损失，无法以理性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去继续纠正解决，而必须通过对扭曲体制加以改革来化解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通过其再配置和其利用效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四、土地要素特性与体制性巨额剩余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其配置主要是计划体制，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15市、工矿、交通、水利等国有土地转移时，有一部分经营性用地形成了地方政府征收、行政垄断市场竞价出让的一级市场。城镇存量土地虽然二级交易放开，但是用途改变、规划调整环节和时间还是繁杂和冗长，也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场。大量的农村耕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至今也没有放开由市场交易配置。自然资源部每年下达建设用地规模，并向各省下达建设用地指标，还允许地方进行村庄整治，通过整治村庄、增减挂钩、占补平衡自己挖潜增加建设用地。还可以将自己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给其他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21世纪头十年中对于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理越来越严格，相当于对土地计划配置和操作的一种具体化。从建设用地配置规模及结构看，通过行政垄断市场配置的出让土地数量自1998年以来，也就7100余万亩；而改革开放以来，下达计划，补偿性征地和划拨出让的土地在2亿亩左右。非农村和农业用地方面，只有城市中经营性用地有一级市场，除了二级市场交易名义上放开外，其他工矿、交通和水利用地大多都为划拨配置；而农村影子价格470万亿元规模的各类土地，均没有放开市场交易。从面积和价值规模看，中国目前已经利用的土地资源中，市场化配置的比例综合看起来，至多在20%。理性经济主体对这种土地资源配置体制扭曲损失，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纠正。（1）虽然农村土地不允许市场配置，但由于产品可以市场化销售，农民利用自己承包、使用和租赁的耕地、宅地和园地，与劳动力要素组合，16土地要素在其各类产品和服务生产中的贡献，通过产品市场化的销售，获得了其贡献产出。（2）个体、私营和集体等经济主体，兴办乡镇企业，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利用了农村的土地，乡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销售，使土地要素的贡献，在销售收入中得到了实现。（3）城镇国有土地，增量部分从农村低价征用；所得土地使用时，只有很少部分用作经营性用地，在地方行政垄断市场上竞价出让，大部分如行政事业国防等用地划拨供应，也不允许二级交易。然而，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将自己多余的土地和房产，出租给经营性经济主体；在一些行政事业大院和国有企业周边，形成了商业圈，如周围形成餐饮理发、打字印刷、洗衣熨烫、工程咨询、建筑设计等等，使其周边的土地产生租金，纠正了不让土地交易体制可能发生的产出损失。另外还有国有企业闲置土地评估后作为资产吸收股权，有时还出售和转让股权实现土地的变相交易，国防用地建设军产住宅变通地以小产房名义出售等等，也用出租和房地产市场化，纠正了土地要素没有市场化配置的扭曲损失。与前述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比，土地要素有其配置的特殊性。资本有其变现性和较强的流动性，劳动力有其生物性和空间上的迁移性。土地与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不同的是，它在空间上不可移动；经济学上的土地，是固定化的物质及其地下附带区域及地上建筑和活动空间。因此，其配置体制扭曲损失可以被纠正的空间、方式和过程等等，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有着重大的不同。17土地要素的这些特殊性，导致了如果土地计划行政配置，其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被理性经济主体纠正的可能性，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产出损失被纠正的可能性相比，要小得多。一是体制扭曲及其产出损失，只能在当地通过出租和生产产品市场化等方式得到纠正，而不能像资本和劳动力那样，通过变现、流通和流动得到纠正。二是对土地搞计划配置最得心应手，可以下达用地指标如用地总量和给各省的数量；规划、用途管制和各类用地要求，如果太细致、太具体、太繁杂、多环节和长时间，那么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就会越低；而繁多的土地使用、建设、建筑等方面相互重复、交叉以及陈旧的各种法律和行政规定等，使理性经济主体对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进行市场化纠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农业大棚、小产权房等就是一种理性经济主体对体制扭曲的纠正。但是，拆违则是对这种对体制扭曲纠正计划和行政方式的严厉再纠正。从中国农村的土地要素和资源供给看，似乎很短缺。耕地数量不够导致大量的农产品需要进口；农民申请宅基地很难，宅基地面积越来越小；城乡建设用地供给都很紧张。然而，土地资源的计划体制，由于其禁止交易，相当数量的土地没有价格，使土地价格信号发生了零的扭曲，理性经济主体对它的纠正也较为困难。因此，发生和形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这就是短缺成为实行计划经济的理由，但是计划经济由于造成资源大规模的闲置和浪费，却导致资源和要素供给更加短缺和紧张。其深层次原因是土地的体制性剩余。18农村体制性剩余耕地面积为2.6亿亩。从耕地看，根据墨西哥1993年耕地配置市场化改革后的效果看，由于劳动力耕地比下降以及生产规模化、农业收益提高，使耕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减少，改革后产量提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全国29个省、262个县市的住户跟踪调查发现，2011年和2013年分别有13.5%和15%的农用地处于闲置状态。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力耕地比太高，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够，土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较多。以墨西哥改革前后增产的经验和西南财大的抽样调查参数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可能达2.6亿亩。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在6000万到9500万亩之间。我们从不同角度计算，农村宅基地面积约1.7亿亩，如果8亿农村户籍人口每个家庭3.7人，近2.2亿户家庭，每户宅基地为0.5亩，住宅用地为1.1亿亩，宅基地剩余6000万亩；如果人口迁移没有体制扭曲，2.9亿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保守有80%能够市民化在城镇居住，则只需要7500万亩左右宅基地，剩余宅基地9500万亩。由于中国年度钟摆式和一生青出老回式的人口流动和不稳定性城市化，户籍农民在农村要有居住的地方，在务工地也需要有居住的地方。实际上需要双重居住资源。2.8亿农民工，以每人居住需要20平米计算，则需要在务工地56亿平米住宅。即使建设高层住宅楼，需要土地1000万亩左右。19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农村中还有1.5亿亩左右的其他建设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后乡镇企业发展占地而形成。21世纪第一个十年，对散乱小污乡镇企业进行了整顿，其中一些被关停；21世纪第二个十年，对农村用地加强了用途和规划方面的管理，生态环境要求也越来越严，未经审批的不能随意建设，违章建设予以拆除。加上农村用地过去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而制造业不景气，也使闲置的建设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计，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城镇行政事业、加工工业、仓储物流、国防军事等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土地，各领域土地体制性剩余率按照程度不同，在20%50%之间。由于其用地不是市场价征收，而是有价补偿和无偿划拨，一些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学校医院等占地面积超过实际用地需求；一些加工工业企业随着城市发展，产品产业结构变化和工艺技术升级等，其用地的地理位置、实际用地面积等也发生变化，但由于不能顺利二级交易，闲置浪费率越来越大；一些仓储物流等用地，由于城乡区域扩大和功能改变，地处中心的此类用地需要向外调整，但是也是由于改变其用途非常困难，也发生了闲置；而随着国防事业军种结构调整、水平升级、城市扩延等变化，大量土地出现了空置，出现了土地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城市（加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在1.1亿亩左右，宽占宽用的闲置和低利用率土地最低按照10%计算，为1100万亩；工矿用地9000万亩左右，按照20%闲置和低利用率计算，为1800万亩。20而从城镇居民住宅拥有情况看，13%租房住，66%平均有一套房，而21%有多套房。按此参数，2019年城镇户籍居民多套房平均拥有为5套住宅。2019年城镇粗略估计有3.5亿套住宅，空置率若按20%计算，则有7000万套，其建设用地需要1250万亩土地。最后综合下来，农村有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城镇和工矿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4150万亩。五、体制剩余的市场化改革与新的经济增长潜能可以看出，在一元计划经济或者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经济中，行政和计划配置扭曲，形成了巨额的资源和要素体制性剩余。不论是经济体制从一元计划向一元市场瞬时转型的国家，还是从一元计划向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向一元市场体制渐进转型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新潜能，都来自巨额闲置和低利用率的资源和要素体制剩余，通过其配置市场化改革而得到充分利用。中国目前的二元体制经济中，一些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配置和使用的体制性扭曲，无法通过产品市场化（国际粮价天花板与农业体制剩余劳动力）、通过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体制剩余劳动力与体制剩余土地无法组合）、通过对行政计划管制的变通和替代（对城乡土地使用管制太严）以及通过如资本要素一样的流动特性等等而得到纠正。由此，如前面分析和图4所示的，在农村农业、行政事业国企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21图4资源和要素体制性剩余在传统的转型中，往往推动某一要素的单向市场化改革。如改革开放后，在劳动力要素的利用和配置上，先后陆续进行了耕地自己承包劳作、工厂计件工资、单位发放资金、国企下岗分流、减人增效、企业劳动合同、劳动力双向选择、建立劳动力市场等体制改革。这种单向的体制改革，使得被释放要素的生产力，可以在产品从计划采购和供应向市场化转型中得到释放。如联产承包、计件工资和发放资金，多劳多得改变了过去几个人干一个人活的困局，提高了劳动力要素利用率，其实质是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要素的低利用率状况；而这部分劳动效率的提高，又能通过产品计划采购和供应，向市场化生产和销售改革，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然而，许多单一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其体制剩余的有效利用，还需要有其他要素市场化改革，或者其他要素体制的扭曲能够被变通纠正与其相组合。一般而言，某一生产要素的利用，必须有另外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发挥其生产能力。比如，劳动力要素在农业领域中，必须要有土地要素与其相组合，才能生产出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比如，在工商服务业中，22劳动力必须与厂房、生产线、运输车、商店、餐饮场所等土地和资本要素相组合，才能发挥其劳动能力。因而，从继续深入的改革思路来看，一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要求另一种要素进行市场化改革，以便使不同要素之间可以无障碍地进行组合，从而使要素组合的交易成本下降，形成最大的生产能力。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组合改革。农村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必须有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进一步的市场化配置改革相组合，否则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前述因城乡户籍分割、教育不均、居住成本太高和农村土地黏性，在农村中堆积了2.5亿人左右巨额的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他们是错过城市化人口，再使他们向城市流动成为市民的可能性不大。而农村中最为缺乏的是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其最为丰富和有优势的是体制性剩余土地。因而，需要深化的是农村土地配置的市场化方向改革，允许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获得创业收入，允许农民有土地的建设、使用和经营权，才能使这部分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相组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能。从剩余要素看，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67亿人，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从农村农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耕地看，其组合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内部粮食生产领域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太多。相应的对策一是深化耕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交易和出租集中规模化生产；二是23要比较收入机制起作用，转移和减少在农业粮食生产上的就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内部需要调整用地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畜禽养殖等方面的用地供给。而农村生产中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要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组合，向城郊、小城市、小城镇、小集镇、大小村庄的二三产业转移和集中，使农村中淤积的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且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劳动力，得到组合利用。因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和本身的流动性很强，只要推动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资产化改革，信贷和投资资金就会进入。因此，关键也在于土地体制的改革，使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农村体制剩余劳动力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优化组合，加上资本要素注入，才能化剩余为利用，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农村土地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农村的非市场化劳动转向市场化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新潜能，要占到全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70%80%之间，原因在于农村中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2城镇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等组合改革。城镇中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是来自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是两者间的组合。与农村改革比较，城镇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更强和市场化程度更高。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体制性的剩余土地，分布在城镇用地和工矿企业用地中。24前面已经讨论，行政事业中冗员至少有1020万人，国有企业中冗员也有480万人左右；而城镇和工矿企业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分别在2350万亩和1800万亩。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在规模方面进行了抓大放小，在资本方面进行了资产重组，在人员方面进行了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等改革。然而，其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下岗分流的人员，要么给钱进行工龄买断任由其自主就业，要么一些职工钱花完后又到原企业纠缠进行再补贴或者再安置。思路上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考虑下岗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组合这一关键性条件如何创造。现在一些事业体制向企业改革也遇到这个问题，即花钱赎买式改革，或者剩余员工不愿意接受，或者没有那么多财力，改革后员工很可能再找上门来。体制剩余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有其他可以再就业和形成生产能力的要素相组合为必要条件。没有这一关键性条件相配合，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精简机构、减少冗员的改革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改革需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同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需要相互组合。因此，要改革以前用资金（资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高和流动性强，其形成体制性剩余的量非常小）赎买工龄的减人办法，为土地和房产赎买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思路。这样在节省改革成本的前提下，还能盘活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土地。在国有企业中，对于国有制造业企业，可以将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土地、厂房、装备和生产线等拿出来一部分，股份化分配给职工，用于减人增效25改革；对于国有林场，可以在保证育林、消防、蓄积量等要求下，将林地拿出来一部分分配给职工，使他们从事林下经济生产活动，消化和安置林业从伐木到育林转型的冗员；对于采煤采油等类型的国有企业，由于其所用的土地较多，特别是资源枯竭后的工矿区，可以考虑将其建设用地拿出来大部分，分配给职工用于结构性和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组合；而铁路、公路和邮政等这样的企业，其有巨额的仓储站点沿线等土地，其划拨和低价出让的土地，也应当通过允许其招商和开发，并分配给定岗定员后剩余的职工，或者需要整体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下属企业，用于消化和安置体制性剩余员工。在进行大部分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过程中，给闲置和低利用率的资产而不动用现钱，程度不同地拿出事业所占有的土地、业务和办公用房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实际是在事业领域中，用土地和房屋等资产赎买冗员，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等资产相组合，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剩余要素重新整合，将负担转化为新的生产力。目前国家治理部分也存在着机构林立和冗员过多，存在治理效率较低而执政成本较高的现象。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土地和房产等体制剩余数量也不少。许多单位用地宽占宽用，也有许多单位办公用房超过用房标准。有的用来出租，或者纪律严格后闲置。可以用闲置或者低利用土地和房产等搭配，鼓励一些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职员，带资产创业就业，进行精简和分流。26前面已述，行政事业和国企中有至少3000万的冗员，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也有4000万亩左右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还有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地面业务和办公等建筑资产。推进行政事业和国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和房产的市场化改革，并用闲置资产支付改革成本的方法，使两者相组合形成新的城镇生产活力。其形成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可能会占到总改革增长新潜能的10%20%。六、结论与建议理论上讲，短缺往往成为计划分配资源的理由。但是，从实践上看，计划配置资源往往造成更加严重的短缺。原因在于决策和配置延时、信息不对称和各层级实际有自己不同利益情景下的计划往往导致资源和要素的数量和价格不能进行完全调整，进而造成其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这就造成了计划经济浪费中的资源及要素的短缺和产出的损失，这就是体制性剩余。在转轨国家中，由于配置体制扭曲，存在着大规模的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论是从一元计划到一元市场体制的瞬时转轨国家，还是先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在，再从二元向一元市场体制的渐进转轨国家，从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改革所推动的动态经济增长，实际是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断和充分地得到利用，不断地获得新增长潜能的过程。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的要素看，体制扭曲所造成的各个部分的剩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和衡量。而通过改革将原体制中剩余27资源和要素在新体制中得以充分利用，给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会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提供了一种从定性猜测向定量较科学计算的基础。从中国改革的历程和情况看，三大要素中，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启动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并且其本身流动性强，即使有配置体制扭曲可能会发生产出损失，也容易被追求利益经济体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劳动力要素次之，虽然也有流动性，市场化程度也逐步提高。但是，人口有城市化的窗口期，由于户籍管制、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土地黏性等原因，造成了大量45岁到65岁错过城市化人口，即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的员工，其进入和退出，受市场机制配置的程度较低，也形成了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起步最晚，将规模巨额的农村耕地、林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是要素和资产，没有价格；由于绝大部分土地禁止市场交易，使其无法市场化配置。而且，其有物理空间上固定性的特征，特别是发展、土地、规划、建设、环境和城管等方面的各种用地审批、核准和评审较多，各经济主体有关用地的市场化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其体制扭曲产出损失无法由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因此，土地资源和要素领域，体制性剩余的规模最大。通过这样的逻辑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最为关键的部位在于土地资源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大量经济主体通过投资、创业28和经营，使城乡巨额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相组合，化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的巨额剩余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十五年中，通过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度增长，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本文修改过程中，许文立博士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周天勇体制扭曲性要素剩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周天勇一、引言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8%以上跌到8%以下后，一直放缓。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8%回落到3%4%。刘世锦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出现下滑趋势。白重恩和张琼、李雪松等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们的研究估计是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后，未来十五年劳动力要素投入负增长1%已成定局，年平均影响GDP负增长0.52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长率未来有可能从开始5%到结束时2%的趋势变动，而且边际产出率会持续下降；从欧美日韩澳加的数据观察，它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后，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在GDP中的比例加大，但是并没有新技术革命性应用强劲加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如果中国未来十五年没有大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举措，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中速以下的2%到3%之间。最迟在2035年时进入高收入门槛的年平均刚性增长速度，最低也不应当少于3.5%。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潜能，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未来通过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呢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生产率贡献劳动投入贡献资本投入贡献三分法的模型，来推算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劳动要素变量的投入趋势基本能够判定，而资本变量增长趋势实际也决定于劳动收入形成消费需求的波动，因此，这种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自然将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红利，寄希望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些测算均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改革红利，CaiandLu在包含生产率、资本、劳动与人力资本的传统索洛增长核算框架下定量测算了减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可以达到1%2%的增长率。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广义的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还是来自体制转型这可能在研究计算前，需要有一个方向性判断。因为对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哪里判定的不同，3研究的前提、逻辑和方法就可能会有所差异，最终导致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别。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形成了一个分析的逻辑（1）中国是一个要素配置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转型到一元市场的体制转轨国家。（2）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推动作用，但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二元体制的转型。（3）20世纪70年代时索洛投入产出模型还包含土地要素投入，后来因土地供给数量固定和投入边际产出微弱而被舍弃，而土地要素及其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把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在了各项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首位。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的城乡功能在不断地发生二元转移，作为体制转轨国家土地没有市场化和资产化以及国土利用率还有待提高等因素，我们提出将土地要素变量重新归入新古典增长模型。（4）以往学界关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推动红利大多是定性推断，但是没有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周天勇和许文立从要素市场化改革角度构建了可以计量的逻辑和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转轨国家的一个经济现象资源和要素存在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其成了我们转轨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范畴。这里的体制剩余中的剩余，与经济学中另一概念消费者剩余中的剩余不同。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剩余类似，但两者又有区别。转轨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和摩擦4体制因素使得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不能完全调整（incompleteadjustment），造成了资源和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是体制性的剩余；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计划体制，或者一元计划与二元计划市场体制中的扭曲和摩擦，往往造成要素利用的（闲置和浪费）剩余，结果是要素利用的低效率（如图1所示）。中国体制从一元到二元，再从二元到一元的渐进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二元体制转型使得资源和要素的体制性剩余得到利用并提高利用率，使改革形成新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二元体制扭曲，通过改革不断的变通进行纠正；而最后实在纠正不了的，甚至二元扭曲体制形成了新的体制性剩余，则需要二元更进一步向一元并轨改革来加以再利用和效益再提高，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图1体制扭曲与体制剩余在一个经济体中，当一种要素实行市场配置而对另一种要素实行计划分配，或者对一种要素的一部分实行计划分配而对另一部分实行市场化配置时，如果要素投入产出的产品为市场化交易，则经济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纠正和弥补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使这种体制性剩余由利5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组合投入得到了利用，并实现了其对产出的贡献。二、资本要素配置体制及其扭曲的纠正首先，我们来看理性经济主体对资本配置体制扭曲产出损失的纠正和弥补。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看，资本的变现性和流动性最强。比如，现金可作为流通中金属、纸质货币和转账货币，以及信息网络时代的电子和数字货币，有着最强的流动性；而流动资产中的原料、库存和在途商品等等次之；即使厂房等固定资产，也可以通过企业资产抵押和上市募资，作为贷款资金和股票证券流通。因此，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扭曲，被理性经济主体通过利益最大化行为所纠正的难度较小。比如，从中国资本配置体制演变的历史看，计划经济时期，将企业看成是财政的一部分，企业资金配置和收支由企业主管和财政部门决定。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其改革。先是实行企业资金有偿使用，后是进行了拨款改贷款，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由其向银行借贷获得，固定资金需求向建设银行借贷获得。当然，借贷银行的专业和领域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后来均改革为商业银行，各专业和各领域的贷款业务任何银行都可以从事。当然，除了银行机制外，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和股权股票融资也成为了企业的资本要素。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间最早，市场化配置程度也最高。如果从经济主体看，国有企业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程度要比民营企业低一些；而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再配置资本要素时，在价6格和数量上却向国有经济倾斜。这就发生了资本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中的错配，形成资本配置的体制性扭曲。然而，这种资本配置体制扭曲所可能形成的产出损失，也可以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其他理性经济主体所纠正。实际上，在微观市场结构中，国有企业有家电和纺织等产品完全市场化销售的竞争性企业，也有燃油、天然气、电网等产品垄断性销售竞争程度低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中，如果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转嫁有较好的考核和监督，并且存在其他企业销售的市场竞争，那么就会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压力机制。资本无论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还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错配损失，通过非扭曲体制和行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比如，国有企业的财务和财务公司，从银行中贷到低利息率的贷款后，再转贷给民营企业，使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提高；比如，一些国有企业自己投资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或者国有建筑企业承揽交通水利工程项目后，将工程发包和资金划转给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完成；比如，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大量地使用劳务公司派遣工作效率高和劳动成本低的农民工；比如，国有企业用自己的资金购买效率较高民营企业的股权进行分红等等。因此，资本要素的体制性剩余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纠正及其新的剩余7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流动，一般来说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比他们在农村和农业就业的工资水平高，而城市市民正式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要比新转移进入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接近于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而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接近城市原住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趋零，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互接近，结构转型完毕，工业化基本完成。动态来看，新进城市农民工工资水平线与城市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线之间，如图2形成一个尖向右上方的倒V型，就是经典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工资模型。图2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中的工资变动趋势然而，中国目前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体制存在着扭曲，并且对它的纠正比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纠正，难度要大一些。结果就是中国城乡体制性剩8余劳动力的规模还是较大。（一）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1）1958年以来的城乡分割户籍管制没有取消，围绕其形成了非本市户籍居民不能够公平地享受许多公共服务，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里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服务等。（2）允许人口6个月以上临时性流动居住制度，主要是为农民外出务工、退休人员异地居住、户籍在外地的白领和经商人员便于从业等提供体制安排上的便利；但是这部分人口不能成为当地的市民，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年轻时要从农村出来到城市，中老年后要从城市重新回到农村。（3）城镇的住宅价格和房租水平较高，农村务工人员临时租住务工可以，居家迁移居住成本太高，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障碍。（4）农村农民使用的宅地和耕地，以及农村其他集体统一使用的各类土地，农民如果户籍等到城镇，但其使用和共有的土地，因不能交易变现、股权交易、资产委托管理等会发生很大的财产损失。这也成为黏住农民不能向城镇迁移，以及不能资产变现收入从而增强进入城镇经济能力的体制性因素。（5）在劳动力进入和退出及其定价权力等体制方面，行政事业的人员进入行政化程度高而市场化程度低，行政事业工作人员市场化退出很难，其工资水平的确定取决于行政决策权力而不是市场供求因素。当然，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要比资本要素弱一些，但与土地要素不9同的是，在劳动力市场放开的体制安排下，它可以在不同岗位、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并且，在农村也可以通过将非市场化的劳动，通过生产市场销售的产品，变成市场化劳动，以获得劳动应得的收入。因此，上述劳动力配置扭曲体制的部分产出损失，可以通过劳动者个人理性经济追求，及其流动性来加以纠正。（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的纠正首先，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户籍管制扭曲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方式进行纠正1自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的纠正。农民在自己的耕地、园地和宅院中从事向市场供给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将非市场化劳动转变为市场化劳动。如，农民在农村中种植经济作物、养殖销售畜禽、从事产品加工和经营住宿餐饮等，规避了需要到城镇而遇到户籍管制的体制障碍，通过自己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户籍扭曲体制进行了一定的纠正。2乡镇企业组合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纠正。农村兴办个体、私营和集体乡镇企业，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市场化销售；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加工及提供产品和旅游等服务产品。但是，在农村，由于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缺乏，剩余劳动力要素的这种利用，必须有土地要素相组合。当土地用途管制较为宽松，农民对土地有较大的建设权时，就为农村就地转移和利用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要素组合条件。103农民外出市场化务工的纠正。20世纪80年代后期准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90年代推行临时居住制度，使追求经济利益的农民在农村本地找不到满意就业创业机会时，可以向外地和城镇流动，特别是到能够实现市场化劳动的城镇流动。理性经济主体和劳动者，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能够变通地使劳动市场化，纠正了体制扭曲可能造成的产出损失。这就是在二元体制扭曲下，经济还能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深层次原由。（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积累1传统国有集体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消化。从1978年到1995年看，外出农民工工资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比，没有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工资模型进城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从低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向接近其水平而动态变化，而是相反从开始的150%变化到了1995年的100%。这说明传统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存在着低工资多就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随着90年代开始的聘用劳动力双向选择，完善和实施劳动合同制，进行减人增效、下岗分流和再行就业等改革，使得这部分传统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被逐步消化。2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使农村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变成了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城市化水平的比较，认为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还较低，与高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从进入工作到老年退休，从适应城市环境到中老年不适11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其生命周期。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讲，有迁入城市限定时间的窗口期，在此期间内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就会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但是，从改革开放初至今，由于城乡户籍管制、城市教育不均等、进城居住成本太高和离村土地黏性等体制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体制性扭曲，使许多农村青年人口未能在最佳的年龄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年年钟摆式地在城乡间流动，一生青年出去中老年回来没有成为城市市民。错过城市人口这一符合中国户籍等体制国情范畴的提出，定义了一个国家如果干预和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的现象，即大量再不能够城市化的人口在农村沉积。其经济学的含义是（1）利用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模型的假设分析中国实际时，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因为中偏老年劳动力人口向农村回流和积累；（2）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成为用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无效人口了，其越积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动能损失越多；（3）考虑中国农村过去的计划生育、青年人流出、中老年回乡等，城市中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错过城市化人口的积淀，除非行政办法，否则自然的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慢；（4）当与正常人口流动及迁移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相比时，要考虑中国这种错过城市化人口问题。因此，当比如一般某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应有的城市化水平为80%时，中国因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存在，可能要降低15%以上。一般来说，青壮年时未能城市化，45岁到65岁人口城市化的可能性12就越来越小。这部分逐步淤积在农村中的人口，可以称之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加上20到44岁的，规模在16700万人左右。3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积累和呆滞。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员工的编制和定岗准入数量，不是市场约束而是行政事业需要和国企自身意愿确定，其工资水平由中央人社部、行政事业部门和各地政府决策确定，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般无法解雇员工。特别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支出预算，约束力较弱；国有垄断企业的人员数量和预算支出，监管也不严格，更没有社会听证。因此，其工资水平要比竞争性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高；其用工数量不受市场竞争约束，有扩张偏好，多余员工退出困难。因此，改革开放后，在行政事业和垄断国企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体制扭曲性剩余劳动力。就国有企业来看，垄断性行业就业员工较多，劳动生产率较低。如三大石油公司就业为250万人，就2017年以每个员工年生产的纯利看，中石化和中石油员工平均为11万元和3.6万元，仅为埃克森美孚的112和136。至少剩余150万人。2018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单位就业人员264万人。主要集中于国有铁路、交通收费和邮政等行业。如果严格定岗定员、交通收费智能化、仓储智能物联化和邮政传统业务快速萎缩，也将至少会形成150万的冗员。2020年，近728万国有企业员工中，冗员有至少480万人。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上看，1978年时，事业和行政机关的人员为196413万人，财政发放退休金的退休职工为137万人左右，行政事业非正式职工与总人口比为146。但是到了2015年，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为4100万人左右，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在1500万人左右，财政支付的供养人员，实际规模在5600万人左右。也就是国民财政供养人口比，除了行政事业退休人员2000多万，供养的在职人员到2015年大幅度上升为25人供养1人。2006年国有行政事业单位等需要财政发放工资的就业人员3669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的57.05%；2019年增加到4706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就业的85.99%，占城镇总就业的10.64%，占全国总就业的6.07%。2006年到2019年，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从6431万人减少到5473万人。其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就业的从1258万人增加到1957万人；教育等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从2411万人，到2015年最多时2890万人，2019年下降到2749万人；国有企业就业从2763万人下降到767万人。2020年，行政事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人员，随着网上办公、网络信息化社会治理、线上支付和其他服务，国有行政事业等单位就业员工的体制性剩余人员，推算至少1020万人。14图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工资变动趋势根据卢锋（2012）年文献和国家统计局职工工资及各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抽象绘制。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工资模型表明，中国官方工资水平变动正好与图2所示刘易斯工资变动模型相反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与外出务工农民的年收入水平，也不是越来越小，而也是越来越大。其形成原因，是劳动力进入退出和工资决定体制的扭曲。这种扭曲形成的产出损失，无法以理性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去继续纠正解决，而必须通过对扭曲体制加以改革来化解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通过其再配置和其利用效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四、土地要素特性与体制性巨额剩余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其配置主要是计划体制，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15市、工矿、交通、水利等国有土地转移时，有一部分经营性用地形成了地方政府征收、行政垄断市场竞价出让的一级市场。城镇存量土地虽然二级交易放开，但是用途改变、规划调整环节和时间还是繁杂和冗长，也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场。大量的农村耕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至今也没有放开由市场交易配置。自然资源部每年下达建设用地规模，并向各省下达建设用地指标，还允许地方进行村庄整治，通过整治村庄、增减挂钩、占补平衡自己挖潜增加建设用地。还可以将自己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给其他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21世纪头十年中对于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理越来越严格，相当于对土地计划配置和操作的一种具体化。从建设用地配置规模及结构看，通过行政垄断市场配置的出让土地数量自1998年以来，也就7100余万亩；而改革开放以来，下达计划，补偿性征地和划拨出让的土地在2亿亩左右。非农村和农业用地方面，只有城市中经营性用地有一级市场，除了二级市场交易名义上放开外，其他工矿、交通和水利用地大多都为划拨配置；而农村影子价格470万亿元规模的各类土地，均没有放开市场交易。从面积和价值规模看，中国目前已经利用的土地资源中，市场化配置的比例综合看起来，至多在20%。理性经济主体对这种土地资源配置体制扭曲损失，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纠正。（1）虽然农村土地不允许市场配置，但由于产品可以市场化销售，农民利用自己承包、使用和租赁的耕地、宅地和园地，与劳动力要素组合，16土地要素在其各类产品和服务生产中的贡献，通过产品市场化的销售，获得了其贡献产出。（2）个体、私营和集体等经济主体，兴办乡镇企业，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利用了农村的土地，乡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销售，使土地要素的贡献，在销售收入中得到了实现。（3）城镇国有土地，增量部分从农村低价征用；所得土地使用时，只有很少部分用作经营性用地，在地方行政垄断市场上竞价出让，大部分如行政事业国防等用地划拨供应，也不允许二级交易。然而，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将自己多余的土地和房产，出租给经营性经济主体；在一些行政事业大院和国有企业周边，形成了商业圈，如周围形成餐饮理发、打字印刷、洗衣熨烫、工程咨询、建筑设计等等，使其周边的土地产生租金，纠正了不让土地交易体制可能发生的产出损失。另外还有国有企业闲置土地评估后作为资产吸收股权，有时还出售和转让股权实现土地的变相交易，国防用地建设军产住宅变通地以小产房名义出售等等，也用出租和房地产市场化，纠正了土地要素没有市场化配置的扭曲损失。与前述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比，土地要素有其配置的特殊性。资本有其变现性和较强的流动性，劳动力有其生物性和空间上的迁移性。土地与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不同的是，它在空间上不可移动；经济学上的土地，是固定化的物质及其地下附带区域及地上建筑和活动空间。因此，其配置体制扭曲损失可以被纠正的空间、方式和过程等等，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有着重大的不同。17土地要素的这些特殊性，导致了如果土地计划行政配置，其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被理性经济主体纠正的可能性，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产出损失被纠正的可能性相比，要小得多。一是体制扭曲及其产出损失，只能在当地通过出租和生产产品市场化等方式得到纠正，而不能像资本和劳动力那样，通过变现、流通和流动得到纠正。二是对土地搞计划配置最得心应手，可以下达用地指标如用地总量和给各省的数量；规划、用途管制和各类用地要求，如果太细致、太具体、太繁杂、多环节和长时间，那么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就会越低；而繁多的土地使用、建设、建筑等方面相互重复、交叉以及陈旧的各种法律和行政规定等，使理性经济主体对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进行市场化纠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农业大棚、小产权房等就是一种理性经济主体对体制扭曲的纠正。但是，拆违则是对这种对体制扭曲纠正计划和行政方式的严厉再纠正。从中国农村的土地要素和资源供给看，似乎很短缺。耕地数量不够导致大量的农产品需要进口；农民申请宅基地很难，宅基地面积越来越小；城乡建设用地供给都很紧张。然而，土地资源的计划体制，由于其禁止交易，相当数量的土地没有价格，使土地价格信号发生了零的扭曲，理性经济主体对它的纠正也较为困难。因此，发生和形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这就是短缺成为实行计划经济的理由，但是计划经济由于造成资源大规模的闲置和浪费，却导致资源和要素供给更加短缺和紧张。其深层次原因是土地的体制性剩余。18农村体制性剩余耕地面积为2.6亿亩。从耕地看，根据墨西哥1993年耕地配置市场化改革后的效果看，由于劳动力耕地比下降以及生产规模化、农业收益提高，使耕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减少，改革后产量提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全国29个省、262个县市的住户跟踪调查发现，2011年和2013年分别有13.5%和15%的农用地处于闲置状态。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力耕地比太高，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够，土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较多。以墨西哥改革前后增产的经验和西南财大的抽样调查参数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可能达2.6亿亩。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在6000万到9500万亩之间。我们从不同角度计算，农村宅基地面积约1.7亿亩，如果8亿农村户籍人口每个家庭3.7人，近2.2亿户家庭，每户宅基地为0.5亩，住宅用地为1.1亿亩，宅基地剩余6000万亩；如果人口迁移没有体制扭曲，2.9亿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保守有80%能够市民化在城镇居住，则只需要7500万亩左右宅基地，剩余宅基地9500万亩。由于中国年度钟摆式和一生青出老回式的人口流动和不稳定性城市化，户籍农民在农村要有居住的地方，在务工地也需要有居住的地方。实际上需要双重居住资源。2.8亿农民工，以每人居住需要20平米计算，则需要在务工地56亿平米住宅。即使建设高层住宅楼，需要土地1000万亩左右。19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农村中还有1.5亿亩左右的其他建设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后乡镇企业发展占地而形成。21世纪第一个十年，对散乱小污乡镇企业进行了整顿，其中一些被关停；21世纪第二个十年，对农村用地加强了用途和规划方面的管理，生态环境要求也越来越严，未经审批的不能随意建设，违章建设予以拆除。加上农村用地过去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而制造业不景气，也使闲置的建设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计，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城镇行政事业、加工工业、仓储物流、国防军事等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土地，各领域土地体制性剩余率按照程度不同，在20%50%之间。由于其用地不是市场价征收，而是有价补偿和无偿划拨，一些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学校医院等占地面积超过实际用地需求；一些加工工业企业随着城市发展，产品产业结构变化和工艺技术升级等，其用地的地理位置、实际用地面积等也发生变化，但由于不能顺利二级交易，闲置浪费率越来越大；一些仓储物流等用地，由于城乡区域扩大和功能改变，地处中心的此类用地需要向外调整，但是也是由于改变其用途非常困难，也发生了闲置；而随着国防事业军种结构调整、水平升级、城市扩延等变化，大量土地出现了空置，出现了土地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城市（加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在1.1亿亩左右，宽占宽用的闲置和低利用率土地最低按照10%计算，为1100万亩；工矿用地9000万亩左右，按照20%闲置和低利用率计算，为1800万亩。20而从城镇居民住宅拥有情况看，13%租房住，66%平均有一套房，而21%有多套房。按此参数，2019年城镇户籍居民多套房平均拥有为5套住宅。2019年城镇粗略估计有3.5亿套住宅，空置率若按20%计算，则有7000万套，其建设用地需要1250万亩土地。最后综合下来，农村有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城镇和工矿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4150万亩。五、体制剩余的市场化改革与新的经济增长潜能可以看出，在一元计划经济或者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经济中，行政和计划配置扭曲，形成了巨额的资源和要素体制性剩余。不论是经济体制从一元计划向一元市场瞬时转型的国家，还是从一元计划向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向一元市场体制渐进转型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新潜能，都来自巨额闲置和低利用率的资源和要素体制剩余，通过其配置市场化改革而得到充分利用。中国目前的二元体制经济中，一些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配置和使用的体制性扭曲，无法通过产品市场化（国际粮价天花板与农业体制剩余劳动力）、通过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体制剩余劳动力与体制剩余土地无法组合）、通过对行政计划管制的变通和替代（对城乡土地使用管制太严）以及通过如资本要素一样的流动特性等等而得到纠正。由此，如前面分析和图4所示的，在农村农业、行政事业国企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21图4资源和要素体制性剩余在传统的转型中，往往推动某一要素的单向市场化改革。如改革开放后，在劳动力要素的利用和配置上，先后陆续进行了耕地自己承包劳作、工厂计件工资、单位发放资金、国企下岗分流、减人增效、企业劳动合同、劳动力双向选择、建立劳动力市场等体制改革。这种单向的体制改革，使得被释放要素的生产力，可以在产品从计划采购和供应向市场化转型中得到释放。如联产承包、计件工资和发放资金，多劳多得改变了过去几个人干一个人活的困局，提高了劳动力要素利用率，其实质是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要素的低利用率状况；而这部分劳动效率的提高，又能通过产品计划采购和供应，向市场化生产和销售改革，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然而，许多单一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其体制剩余的有效利用，还需要有其他要素市场化改革，或者其他要素体制的扭曲能够被变通纠正与其相组合。一般而言，某一生产要素的利用，必须有另外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发挥其生产能力。比如，劳动力要素在农业领域中，必须要有土地要素与其相组合，才能生产出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比如，在工商服务业中，22劳动力必须与厂房、生产线、运输车、商店、餐饮场所等土地和资本要素相组合，才能发挥其劳动能力。因而，从继续深入的改革思路来看，一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要求另一种要素进行市场化改革，以便使不同要素之间可以无障碍地进行组合，从而使要素组合的交易成本下降，形成最大的生产能力。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组合改革。农村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必须有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进一步的市场化配置改革相组合，否则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前述因城乡户籍分割、教育不均、居住成本太高和农村土地黏性，在农村中堆积了2.5亿人左右巨额的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他们是错过城市化人口，再使他们向城市流动成为市民的可能性不大。而农村中最为缺乏的是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其最为丰富和有优势的是体制性剩余土地。因而，需要深化的是农村土地配置的市场化方向改革，允许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获得创业收入，允许农民有土地的建设、使用和经营权，才能使这部分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相组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能。从剩余要素看，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67亿人，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从农村农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耕地看，其组合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内部粮食生产领域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太多。相应的对策一是深化耕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交易和出租集中规模化生产；二是23要比较收入机制起作用，转移和减少在农业粮食生产上的就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内部需要调整用地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畜禽养殖等方面的用地供给。而农村生产中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要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组合，向城郊、小城市、小城镇、小集镇、大小村庄的二三产业转移和集中，使农村中淤积的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且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劳动力，得到组合利用。因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和本身的流动性很强，只要推动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资产化改革，信贷和投资资金就会进入。因此，关键也在于土地体制的改革，使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农村体制剩余劳动力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优化组合，加上资本要素注入，才能化剩余为利用，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农村土地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农村的非市场化劳动转向市场化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新潜能，要占到全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70%80%之间，原因在于农村中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2城镇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等组合改革。城镇中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是来自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是两者间的组合。与农村改革比较，城镇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更强和市场化程度更高。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体制性的剩余土地，分布在城镇用地和工矿企业用地中。24前面已经讨论，行政事业中冗员至少有1020万人，国有企业中冗员也有480万人左右；而城镇和工矿企业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分别在2350万亩和1800万亩。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在规模方面进行了抓大放小，在资本方面进行了资产重组，在人员方面进行了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等改革。然而，其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下岗分流的人员，要么给钱进行工龄买断任由其自主就业，要么一些职工钱花完后又到原企业纠缠进行再补贴或者再安置。思路上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考虑下岗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组合这一关键性条件如何创造。现在一些事业体制向企业改革也遇到这个问题，即花钱赎买式改革，或者剩余员工不愿意接受，或者没有那么多财力，改革后员工很可能再找上门来。体制剩余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有其他可以再就业和形成生产能力的要素相组合为必要条件。没有这一关键性条件相配合，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精简机构、减少冗员的改革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改革需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同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需要相互组合。因此，要改革以前用资金（资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高和流动性强，其形成体制性剩余的量非常小）赎买工龄的减人办法，为土地和房产赎买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思路。这样在节省改革成本的前提下，还能盘活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土地。在国有企业中，对于国有制造业企业，可以将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土地、厂房、装备和生产线等拿出来一部分，股份化分配给职工，用于减人增效25改革；对于国有林场，可以在保证育林、消防、蓄积量等要求下，将林地拿出来一部分分配给职工，使他们从事林下经济生产活动，消化和安置林业从伐木到育林转型的冗员；对于采煤采油等类型的国有企业，由于其所用的土地较多，特别是资源枯竭后的工矿区，可以考虑将其建设用地拿出来大部分，分配给职工用于结构性和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组合；而铁路、公路和邮政等这样的企业，其有巨额的仓储站点沿线等土地，其划拨和低价出让的土地，也应当通过允许其招商和开发，并分配给定岗定员后剩余的职工，或者需要整体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下属企业，用于消化和安置体制性剩余员工。在进行大部分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过程中，给闲置和低利用率的资产而不动用现钱，程度不同地拿出事业所占有的土地、业务和办公用房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实际是在事业领域中，用土地和房屋等资产赎买冗员，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等资产相组合，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剩余要素重新整合，将负担转化为新的生产力。目前国家治理部分也存在着机构林立和冗员过多，存在治理效率较低而执政成本较高的现象。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土地和房产等体制剩余数量也不少。许多单位用地宽占宽用，也有许多单位办公用房超过用房标准。有的用来出租，或者纪律严格后闲置。可以用闲置或者低利用土地和房产等搭配，鼓励一些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职员，带资产创业就业，进行精简和分流。26前面已述，行政事业和国企中有至少3000万的冗员，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也有4000万亩左右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还有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地面业务和办公等建筑资产。推进行政事业和国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和房产的市场化改革，并用闲置资产支付改革成本的方法，使两者相组合形成新的城镇生产活力。其形成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可能会占到总改革增长新潜能的10%20%。六、结论与建议理论上讲，短缺往往成为计划分配资源的理由。但是，从实践上看，计划配置资源往往造成更加严重的短缺。原因在于决策和配置延时、信息不对称和各层级实际有自己不同利益情景下的计划往往导致资源和要素的数量和价格不能进行完全调整，进而造成其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这就造成了计划经济浪费中的资源及要素的短缺和产出的损失，这就是体制性剩余。在转轨国家中，由于配置体制扭曲，存在着大规模的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论是从一元计划到一元市场体制的瞬时转轨国家，还是先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在，再从二元向一元市场体制的渐进转轨国家，从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改革所推动的动态经济增长，实际是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断和充分地得到利用，不断地获得新增长潜能的过程。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的要素看，体制扭曲所造成的各个部分的剩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和衡量。而通过改革将原体制中剩余27资源和要素在新体制中得以充分利用，给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会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提供了一种从定性猜测向定量较科学计算的基础。从中国改革的历程和情况看，三大要素中，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启动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并且其本身流动性强，即使有配置体制扭曲可能会发生产出损失，也容易被追求利益经济体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劳动力要素次之，虽然也有流动性，市场化程度也逐步提高。但是，人口有城市化的窗口期，由于户籍管制、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土地黏性等原因，造成了大量45岁到65岁错过城市化人口，即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的员工，其进入和退出，受市场机制配置的程度较低，也形成了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起步最晚，将规模巨额的农村耕地、林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是要素和资产，没有价格；由于绝大部分土地禁止市场交易，使其无法市场化配置。而且，其有物理空间上固定性的特征，特别是发展、土地、规划、建设、环境和城管等方面的各种用地审批、核准和评审较多，各经济主体有关用地的市场化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其体制扭曲产出损失无法由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因此，土地资源和要素领域，体制性剩余的规模最大。通过这样的逻辑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最为关键的部位在于土地资源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大量经济主体通过投资、创业28和经营，使城乡巨额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相组合，化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的巨额剩余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十五年中，通过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度增长，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本文修改过程中，许文立博士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体制性剩余要素市场化改革带来增长新潜能【财新网】（专栏作家周天勇）一、引言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8%以上跌到8%以下后，一直放缓。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8%回落到3%4%。刘世锦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出现下滑趋势。白重恩和张琼、李雪松等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们的研究估计是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后，未来十五年劳动力要素投入负增长1%已成定局，年平均影响GDP负增长0.5个百分点；资本投入增长率未来有可能以从开始5%到结束时2%的趋势变动，而且边际产出率会持续下降；从欧美日韩澳加的数据观察，它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后，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在GDP中的比例加大，但是并没有新技术革命性应用强劲加速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如果中国未来十五年没有大的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举措，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在中速以下的2%到3%之间。最迟在2035年时进入高收入门槛的年平均刚性增长速度，最低也不应当少于3.5%。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潜能，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不了初步现代化，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未来通过稳定和支撑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个中高速的2增长呢一方面，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生产率贡献劳动投入贡献资本投入贡献三分法的模型，来推算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由于劳动要素变量的投入趋势基本能够判定，而资本变量增长趋势实际也决定于劳动收入形成消费需求的波动，因此，这种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自然将未来支撑经济增长速度的红利，寄希望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些测算均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改革红利，CaiandLu在包含生产率、资本、劳动与人力资本的传统索洛增长核算框架下定量测算了减税、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改革红利可以达到1%2%的增长率。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广义的技术进步、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还是来自体制转型这可能在研究计算前，需要有一个方向性判断。因为对增长潜能主要来自哪里判定的不同，研究的前提、逻辑和方法就可能会有所差异，最终导致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别。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形成了一个分析的逻辑（1）中国是一个要素配置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转型到一元市场的体制转轨国家。（2）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推动作用，但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新潜能主要来自二元体制的转型。（3）20世纪70年代时索洛投入产出模型还包含土地要素投入，后来因土地供给数量固定和投入边际产出微弱而被舍弃，而土地要素及其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特别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把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放在了各项要素市场化3改革的首位。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土地使用的城乡功能在不断地发生二元转移；作为体制转轨国家，土地没有市场化和资产化以及国土利用率还有待提高等因素，我们提出将土地要素变量重新归入新古典增长模型。（4）以往学界关于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推动红利大多是定性推断，但是没有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测算，周天勇和许文立从要素市场化改革角度构建了可以计量的逻辑和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转轨国家的一个经济现象资源和要素存在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其成了我们转轨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范畴。这里的体制剩余中的剩余，与经济学中另一概念消费者剩余中的剩余不同。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剩余类似，但两者又有区别。转轨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和摩擦体制因素使得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不能完全调整（incompleteadjustment），造成了资源和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是体制性的剩余；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计划体制，或者一元计划与二元计划市场体制中的扭曲和摩擦，往往造成要素利用的（闲置和浪费）剩余，结果是要素利用的低效率（如图1所示）。中国体制从一元到二元，再从二元到一元的渐进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二元体制转型使得资源和要素的体制性剩余得到利用并提高利用率，使改革形成新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二元体制扭曲，通过改革不断的变通进行纠正；而最后实在纠正不了的，甚至二元扭曲体制4形成了新的体制性剩余，则需要二元更进一步向一元并轨改革来加以再利用和效益再提高，持续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一个经济体中，当一种要素实行市场配置而对另一种要素实行计划分配，或者对一种要素的一部分实行计划分配而对另一部分实行市场化配置时，如果要素投入产出的产品为市场化交易，则经济主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可以纠正和弥补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也使这种体制性剩余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组合投入得到了利用，并实现了其对产出的贡献。二、资本要素配置体制及其扭曲的纠正首先，我们来看理性经济主体对资本配置体制扭曲产出损失的纠正和弥补。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看，资本的变现性和流动性最强。比如，现金可作为流通中金属、纸质货币和转账货币，以及信息网络时代的电子和数字货币，有着最强的流动性；而流动资产中的原料、库存和在途商品等等次之；即使厂房等固定资产，也可以通过企业资产抵押和上市募资，作为贷款资金和股票证券流通。因此，资本要素配置体制扭曲，被理性经济主体通过利益最大化行为所纠正的难度较小。比如，从中国资本配置体制演变的历史看，计划经济时期，将企业看5成是财政的一部分，企业资金配置和收支由企业主管和财政部门决定。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其改革。先是实行企业资金有偿使用，后是进行了拨款改贷款，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由其向银行借贷获得，固定资金需求向建设银行借贷获得。当然，借贷银行的专业和领域化，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后来均改革为商业银行，各专业和各领域的贷款业务任何银行都可以从事。当然，除了银行机制外，资本市场上的债券和股权股票融资也成为了企业的资本要素。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时间最早，市场化配置程度也最高。如果从经济主体看，国有企业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程度要比民营企业低一些；而国有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再配置资本要素时，在价格和数量上却向国有经济倾斜。这就发生了资本要素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中的错配，形成资本配置的体制性扭曲。然而，这种资本配置体制扭曲所可能形成的产出损失，也可以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和其他理性经济主体所纠正。实际上，在微观市场结构中，国有企业有家电和纺织等产品完全市场化销售的竞争性企业，也有燃油、天然气、电网等产品垄断性销售竞争程度低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国有企业中，如果对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转嫁有较好的考核和监督，并且存在其他企业销售的市场竞争，那么就会对其生存和发展形成压力机制。资本无论是在竞争性国有企业，还是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错配损失，6通过非扭曲体制和行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比如，国有企业的财务和财务公司，从银行中贷到低利息率的贷款后，再转贷给民营企业，使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提高；比如，一些国有企业自己投资的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或者国有建筑企业承揽交通水利工程项目后，将工程发包和资金划转给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完成；比如，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大量地使用劳务公司派遣工作效率高和劳动成本低的农民工；比如，国有企业用自己的资金购买效率较高民营企业的股权进行分红，等等。因此，资本要素的体制性剩余程度较低和规模较小。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纠正及其新的剩余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流动，一般来说新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比他们在农村和农业就业的工资水平高，而城市市民正式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要比新转移进入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接近于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而农村进城新市民工资水平接近城市原住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趋零，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之间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互接近，结构转型完毕，工业化基本完成。动态来看，新进城市农民工工资水平线与城市市民单位就业工资水平线之间，如图2形成一个尖向右上方的倒V型，就是经典刘易斯二元结构转型工资模型。7然而，中国目前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体制存在着扭曲，并且对它的纠正比对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纠正，难度要大一些。结果就是中国城乡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还是较大。（一）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1）1958年以来的城乡分割户籍管制没有取消，围绕其形成了非本市户籍居民不能够公平地享受许多公共服务，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里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服务等。（2）允许人口6个月以上临时性流动居住制度，主要是为农民外出务工、退休人员异地居住、户籍在外地的白领和经商人员便于从业等提供体制安排上的便利；但是这部分人口不能成为当地的市民，特别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年轻时要从农村出来到城市，中老年后要从城市重新回到农村。（3）城镇的住宅价格和房租水平较高，农村务工人员临时租住务工可以，居家迁移居住成本太高，成为农村人口8素。纠正城市化的障碍。（4）农村农民使用的宅地和耕地，以及农村其他集体统一使用的各类土地，农民如果户籍等到城镇，但其使用和共有的土地，因不能交易变现、股权交易、资产委托管理等会发生很大的财产损失。这也成为黏住农民不能向城镇迁移，以及不能资产变现收入从而增强进入城镇经济能力的体制性因素。（5）在劳动力进入和退出及其定价权力等体制方面，行政事业的人员进入行政化程度高而市场化程度低，行政事业工作人员市场化退出很难，其工资水平的确定取决于行政决策权力而不是市场供求因当然，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要比资本要素弱一些，但与土地要素不同的是，在劳动力市场放开的体制安排下，它可以在不同岗位、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并且，在农村也可以通过将非市场化的劳动，通过生产市场销售的产品，变成市场化劳动，以获得劳动应得的收入。因此，上述劳动力配置扭曲体制的部分产出损失，可以通过劳动者个人理性经济追求，及其流动性来加以纠正。（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的纠正首先，对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户籍管制扭曲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方式进行1.自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的纠正。农民在自己的耕地、园地和宅院中从事向市场供给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将非市场化劳动转变为市场化劳动。如，农民在农村中种植经济作物、养殖销售畜禽、从事产品9加工和经营住宿餐饮等，规避了需要到城镇而遇到户籍管制的体制障碍，通过自己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对户籍扭曲体制进行了一定的纠正。2.乡镇企业组合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纠正。农村兴办个体、私营和集体乡镇企业，其产品和服务进行市场化销售；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加工及提供产品和旅游等服务产品。但是，在农村，由于人力资本、资本和技术要素的缺乏，剩余劳动力要素的这种利用，必须有土地要素相组合。当土地用途管制较为宽松，农民对土地有较大的建设权时，就为农村就地转移和利用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必要的土地要素组合条件。3.农民外出市场化务工的纠正。20世纪80年代后期准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90年代推行临时居住制度，使追求经济利益的农民在农村本地找不到满意就业创业机会时，可以向外地和城镇流动，特别是到能够实现市场化劳动的城镇流动。理性经济主体和劳动者，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能够变通地使劳动市场化，纠正了体制扭曲可能造成的产出损失。这就是在二元体制扭曲下，经济还能有较高增长速度的深层次原由。（三）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消化和积累1.传统国有集体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逐步消化从1978年到1995年看，外出农民工与城镇单位职工的工资比，没有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工资模型进城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从低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向接近其水平而动态变化，而是相反从开始的150%变化到了101995年的100%。这说明传统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存在着低工资多就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随着90年代开始的聘用劳动力双向选择，完善和实施劳动合同制，进行减人增效、下岗分流和再行就业等改革，使得这部分传统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被逐步消化。2.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体制扭曲，使农村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变成了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城市化水平的比较，认为中国大陆城市化水平还较低，与高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还有很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从进入工作到老年退休，从适应城市环境到中老年不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其生命周期。对于个人的一生来讲，有迁入城市限定时间的窗口期，在此期间内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就会成为错过城市化人口。但是，从改革开放初至今，由于城乡户籍管制、城市教育不均等、进城居住成本太高和离村土地黏性等体制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体制性扭曲，使许多农村青年人口未能在最佳的年龄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他们年年钟摆式地在城乡间流动，一生青年出去，中老年回来，没有成为城市市民。错过城市人口这一符合中国户籍等体制国情范畴的提出，定义了一个国家如果干预和阻碍人口流动和迁移发生的现象，即大量再不能够城市化的人口在农村沉积。其经济学的含义是（1）利用刘易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转型模型的假设分析中国实际时，要进行一定的修改，因11为中偏老年劳动力人口向农村回流和积累；（2）错过城市化人口已经成为用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无效人口了，其越积累，造成国民经济增长动能损失越多；（3）考虑中国农村过去的计划生育、青年人流出、中老年回乡等，城市中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错过城市化人口的积淀，除非行政办法，否则自然的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慢；（4）当与正常人口流动及迁移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相比时，要考虑中国这种错过城市化人口问题。因此，当比如一般某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应有的城市化水平为80%时，中国因错过城市化人口的存在，可能要降低15%以上。一般来说，青壮年时未能城市化，45岁到65岁人口城市化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这部分逐步淤积在农村中的人口，可以称之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保守估计，加上20到44岁的，规模在1.67亿人左右。3.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积累和呆滞行政事业和垄断性国企员工的编制和定岗准入数量，不是市场约束而是行政事业需要和国企自身意愿确定，其工资水平由中央人社部、行政事业部门和各地政府决策确定，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一般无法解雇员工。特别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的支出预算，约束力较弱；国有垄断企业的人员数量和预算支出，监管也不严格，更没有社会听证。因此，其工资水平要比竞争性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高；其用工数量不受市场竞争约束，有扩张偏好，多余员工退出困难。因此，改革开放后，在行政事业和垄断国企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体制扭曲性剩余劳动力。12就国有企业来看，垄断性行业就业员工较多，劳动生产率较低。如三大石油公司就业为250万人，就2017年以每个员工年生产的纯利看，中石化和中石油员工平均为11万元和3.6万元，仅为埃克森美孚的112和136。至少剩余150万人。2018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单位就业人员264万人。主要集中于国有铁路、交通收费和邮政等行业。如果严格定岗定员、交通收费智能化、仓储智能物联化和邮政传统业务快速萎缩，也将至少会形成150万的冗员。2020年，近728万国有企业员工中，冗员有至少480万人。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上看，1978年时，事业和行政机关的人员为1964万人，财政发放退休金的退休职工为137万人左右，行政事业非正式职工与总人口比为146。但是，到了2015年，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规模为4100万人左右，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人员在1500万人左右，财政支付的供养人员，实际规模在5600万人左右。也就是国民财政供养人口比，除了行政事业退休人员2000多万，供养的在职人员到2015年大幅度上升为25人供养1人。2006年国有行政事业单位等需要财政发放工资的就业人员3669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的57.05%；2019年增加到4706万人，占城镇国有单位就业的85.99%，占城镇总就业的10.64%，占全国总就业的6.07%。2006年到2019年，城镇国有单位总就业从6431万人减少到5473万人。其中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就业的从1258万人增加到1957万人；教育等13各类事业单位就业的从2411万人，到2015年最多时2890万人，2019年下降到2749万人；国有企业就业从2763万人下降到767万人。2020年，行政事业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人员，随着网上办公、网络信息化社会治理、线上支付和其他服务，国有行政事业等单位就业员工的体制性剩余人员，推算至少1020万人。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二元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工资模型表明，中国官方工资水平变动正好与图2所示刘易斯工资变动模型相反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农村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与外出务工农民的年收入水平的差距，也不是越来越小，也是越来越大。其形成原因，是劳动力进入退出和工资决定体制的扭曲。这种扭曲形成的产出损失，无法以理性经济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去继续纠正解决，而必须通过对扭曲体制加以改革来化解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通过其14再配置和其利用效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潜能。四、土地要素特性与体制性巨额剩余中国目前的土地资源，其配置主要是计划体制，在农村集体土地向城市、工矿、交通、水利等国有土地转移时，有一部分经营性用地形成了地方政府征收、行政垄断市场竞价出让的一级市场。城镇存量土地虽然二级交易放开，但是用途改变、规划调整环节和时间还是繁杂和冗长，也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地交易市场。大量的农村耕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至今也没有放开由市场交易配置。自然资源部每年下达建设用地规模，并向各省下达建设用地指标，还允许地方进行村庄整治，通过整治村庄、增减挂钩、占补平衡自己挖潜增加建设用地。还可以将自己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给其他需要建设用地的地方。21世纪头十年中，对于土地的用途和规划管理越来越严格，相当于对土地计划配置和操作的一种具体化。从建设用地配置规模及结构看，通过行政垄断市场配置的出让土地数量自1998年以来，也就7100余万亩；而改革开放以来，下达计划，补偿性征地和划拨出让的土地在2亿亩左右。非农村和农业用地方面，只有城市中经营性用地有一级市场，除了二级市场交易名义上放开外，其他工矿、交通和水利用地大多都为划拨配置；而农村影子价格470万亿元规模的各类土地，均没有放开市场交易。从面积和价值规模看，中国目前已经利用的土地资源中，市场化配置的比例综合看起来，至多在20%。15理性经济主体对这种土地资源配置体制扭曲损失，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纠正。（1）虽然农村土地不允许市场配置，但由于产品可以市场化销售，农民利用自己承包、使用和租赁的耕地、宅地和园地，与劳动力要素组合，土地要素在其各类产品和服务生产中的贡献，通过产品市场化的销售，获得了其贡献产出。（2）个体、私营和集体等经济主体，兴办乡镇企业，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利用了农村的土地，乡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销售，使土地要素的贡献，在销售收入中得到了实现。（3）城镇国有土地，增量部分从农村低价征用；所得土地使用时，只有很少部分用作经营性用地，在地方行政垄断市场上竞价出让，大部分如行政事业国防等用地划拨供应，也不允许二级交易。然而，有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将自己多余的土地和房产，出租给经营性经济主体；在一些行政事业大院和国有企业周边，形成了商业圈，如周围形成餐饮理发、打字印刷、洗衣熨烫、工程咨询、建筑设计等等，使其周边的土地产生租金，纠正了不让土地交易体制可能发生的产出损失。另外还有国有企业闲置土地评估后作为资产吸收股权，有时还出售和转让股权实现土地的变相交易，国防用地建设军产住宅变通地以小产房名义出售等等，也用出租和房地产市场化，纠正了土地要素没有市场化配置的扭曲损失。与前述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相比，土地要素有其配置的特殊性。资本有其变现性和较强的流动性，劳动力有其生物性和空间上的迁移性。土地与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不同的是，它在空间上不可移动；经济学上的土地，是固定化的物质及其地下附带区域及地上建筑和活动空间。因此，其配置16体制扭曲损失可以被纠正的空间、方式和过程等等，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有着重大的不同。土地要素的这些特殊性，导致了如果土地计划行政配置，其体制扭曲的产出损失，被理性经济主体纠正的可能性，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产出损失被纠正的可能性相比，要小得多。一是体制扭曲及其产出损失，只能在当地通过出租和生产产品市场化等方式得到纠正，而不能像资本和劳动力那样，通过变现、流通和流动得到纠正。二是对土地搞计划配置最得心应手，可以下达用地指标如用地总量和给各省的数量；规划、用途管制和各类用地要求，如果太细致、太具体、太繁杂、多环节和长时间，那么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就会越低；而繁多的土地使用、建设、建筑等方面相互重复、交叉以及陈旧的各种法律和行政规定等，使理性经济主体对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进行市场化纠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农业大棚、小产权房等就是一种理性经济主体对体制扭曲的纠正。但是，拆违则是对这种对体制扭曲纠正计划和行政方式的严厉再纠正。从中国农村的土地要素和资源供给看，似乎很短缺。耕地数量不够导致大量的农产品需要进口；农民申请宅基地很难，宅基地面积越来越小；城乡建设用地供给都很紧张。然而，土地资源的计划体制，由于其禁止交易，相当数量的土地没有价格，使土地价格信号发生了零的扭曲，理性经济主体对它的纠正也较为困难。因此，发生和形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这就是短缺成为实行计划经济的理由，但是计划经济由于造成资源17大规模的闲置和浪费，却导致资源和要素供给更加短缺和紧张。其深层次原因是土地的体制性剩余。农村体制性剩余耕地面积为2.6亿亩。从耕地看，根据墨西哥1993年耕地配置市场化改革后的效果看，由于劳动力耕地比下降以及生产规模化、农业收益提高，使耕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减少，改革后产量提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全国29个省、262个县市的住户跟踪调查发现，2011年和2013年分别有13.5%和15%的农用地处于闲置状态。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力耕地比太高，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够，土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较多。以墨西哥改革前后增产的经验和西南财大的抽样调查参数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可能达2.6亿亩。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在6000万到9500万亩之间。我们从不同角度计算，农村宅基地面积约1.7亿亩，如果8亿农村户籍人口每个家庭3.7人，近2.2亿户家庭，每户宅基地为0.5亩，住宅用地为1.1亿亩，宅基地剩余6000万亩；如果人口迁移没有体制扭曲，2.9亿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保守有80%能够市民化在城镇居住，则只需要7500万亩左右宅基地，剩余宅基地9500万亩。由于中国年度钟摆式和一生青出老回式的人口流动和不稳定性城市化，户籍农民在农村要有居住的地方，在务工地也需要有居住的地方，实际上需要双重居住资源。2.8亿农民工，以每人居住需要20平方米18计算，则需要在务工地56亿平方米住宅。即使建设高层住宅楼，需要土地1000万亩左右。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农村中还有1.5亿亩左右的其他建设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后乡镇企业发展占地而形成。21世纪第一个十年，对散乱小污乡镇企业进行了整顿，其中一些被关停；21世纪第二个十年，对农村用地加强了用途和规划方面的管理，生态环境要求也越来越严，未经审批的不能随意建设，违章建设予以拆除。加上农村用地过去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而制造业不景气，也使闲置的建设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计，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城镇行政事业、加工工业、仓储物流、国防军事等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土地，各领域土地体制性剩余率按照程度不同，在20%50%之间。由于其用地不是市场价征收，而是有价补偿和无偿划拨，一些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学校医院等占地面积超过实际用地需求；一些加工工业企业随着城市发展，产品产业结构变化和工艺技术升级等，其用地的地理位置、实际用地面积等也发生变化，但由于不能顺利二级交易，闲置浪费率越来越大；一些仓储物流等用地，由于城乡区域扩大和功能改变，地处中心的此类用地需要向外调整，但是也是由于改变其用途非常困难，也发生了闲置；而随着国防事业军种结构调整、水平升级、城市扩延等变化，大量土地出现了空置，出现了土地利用率不高的情况。城市（加县城）建设用地面积在1.1亿亩左右，宽占宽用的闲置和低利用率土地最19低按照10%计算，为1100万亩；工矿用地9000万亩左右，按照20%闲置和低利用率计算，为1800万亩。而从城镇居民住宅拥有情况看，13%租房住，66%平均有一套房，而21%有多套房。按此参数，2019年城镇户籍居民多套房平均拥有为5套住宅。2019年城镇粗略估计有3.5亿套住宅，空置率若按20%计算，则有7000万套，其建设用地需要1250万亩土地。最后综合下来，农村有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城镇和工矿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4150万亩。五、体制剩余的市场化改革与新的经济增长潜能可以看出，在一元计划经济或者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经济中，行政和计划配置扭曲，形成了巨额的资源和要素体制性剩余。不论是经济体制从一元计划向一元市场瞬时转型的国家，还是从一元计划向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并存向一元市场体制渐进转型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的新潜能，都来自巨额闲置和低利用率的资源和要素体制剩余，通过其配置市场化改革而得到充分利用。中国目前的二元体制经济中，一些劳动力和土地要素配置和使用的体制性扭曲，无法通过产品市场化（存在国际粮价天花板与农业体制剩余劳动力）、通过与其他要素相结合（体制剩余劳动力与体制剩余土地无法组合）、通过对行政计划管制的变通和替代（对城乡土地使用管制太严）以20及通过如资本要素一样的流动特性等等而得到纠正。由此，如前面分析和图4所示的，在农村农业、行政事业国企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在传统的转型中，往往推动某一要素的单向市场化改革。如改革开放后，在劳动力要素的利用和配置上，先后陆续进行了耕地自己承包劳作、工厂计件工资、单位发放资金、国企下岗分流、减人增效、企业劳动合同、劳动力双向选择、建立劳动力市场等体制改革。这种单向的体制改革，使得被释放要素的生产力，可以在产品从计划采购和供应向市场化转型中得到释放。如联产承包、计件工资和发放资金，多劳多得改变了过去几个人干一个人活的困局，提高了劳动力要素利用率，其实质是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要素的低利用率状况；而这部分劳动效率的提高，又能通过产品计划采购和供应，向市场化生产和销售改革，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21然而，许多单一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其体制剩余的有效利用，还需要有其他要素市场化改革，或者其他要素体制的扭曲能够被变通纠正与其相组合。一般而言，某一生产要素的利用，必须有另外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发挥其生产能力。比如，劳动力要素在农业领域中，必须要有土地要素与其相组合，才能生产出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比如，在工商服务业中，劳动力必须与厂房、生产线、运输车、商店、餐饮场所等土地和资本要素相组合，才能发挥其劳动能力。因而，从继续深入的改革思路来看，一种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也要求另一种要素进行市场化改革，以便使不同要素之间可以无障碍地进行组合，从而使要素组合的交易成本下降，形成最大的生产能力。1.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组合改革农村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必须有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进一步的市场化配置改革相组合，否则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前述因城乡户籍分割、教育不均、居住成本太高和农村土地黏性，在农村中堆积了2.5亿人左右巨额的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他们是错过城市化人口，再使他们向城市流动成为市民的可能性不大。而农村中最为缺乏的是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其最为丰富和有优势的是体制性剩余土地。因而，需要深化的是农村土地配置的市场化方向改革，允许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获得创业收入，允许农民有土地的建设、使用和经营权，才能使这部分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土地要素相组合，成为中国22经济增长的最大潜能。从剩余要素看，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67亿人，体制性剩余耕地2.6亿亩，体制性剩余建设用地1.55亿亩。从农村农业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耕地看，其组合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内部粮食生产领域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太多。相应的对策一是深化耕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交易和出租集中规模化生产；二是要比较收入机制起作用，转移和减少在农业粮食生产上的就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内部需要调整用地结构，扩大经济作物、畜禽养殖等方面的用地供给。而农村生产中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要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组合，向城郊、小城市、小城镇、小集镇、大小村庄的二三产业转移和集中，使农村中淤积的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且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劳动力，得到组合利用。因资本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和本身的流动性很强，只要推动土地从生产和生活资料资产化改革，信贷和投资资金就会进入。因此，关键也在于土地体制的改革，使不可能再城市化的农村体制剩余劳动力与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优化组合，加上资本要素注入，才能化剩余为利用，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农村土地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农村的非市场化劳动转向市场化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新潜能，要占到全部要素市场化改革的70%80%之间，原因在于农村中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2.城镇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土地等组合改革23城镇中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是来自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的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是两者间的组合。与农村改革比较，城镇中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更强和市场化程度更高。体制性的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体制性的剩余土地，分布在城镇用地和工矿企业用地中。前面已经讨论，行政事业中冗员至少有1020万人，国有企业中冗员也有480万人左右；而城镇和工矿企业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分别在2350万亩和1800万亩。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在规模方面进行了抓大放小，在资本方面进行了资产重组，在人员方面进行了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等改革。然而，其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下岗分流的人员，要么给钱进行工龄买断任由其自主就业，要么一些职工钱花完后又到原企业纠缠进行再补贴或者再安置。思路上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考虑下岗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需要与其他要素相组合这一关键性条件如何创造。现在一些事业体制向企业改革也遇到这个问题，即花钱赎买式改革，或者剩余员工不愿意接受，或者没有那么多财力，改革后员工很可能再找上门来。体制剩余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有其他可以再就业和形成生产能力的要素相组合为必要条件。没有这一关键性条件相配合，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精简机构、减少冗员的改革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改革需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体制性剩余土地同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需要相互组合。因此，要改革以前用资金（资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高24和流动性强，其形成体制性剩余的量非常小）赎买工龄的减人办法，为土地和房产赎买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的思路。这样在节省改革成本的前提下，还能盘活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体制性剩余土地。在国有企业中，对于国有制造业企业，可以将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土地、厂房、装备和生产线等拿出来一部分，股份化分配给职工，用于减人增效改革；对于国有林场，可以在保证育林、消防、蓄积量等要求下，将林地拿出来一部分分配给职工，使他们从事林下经济生产活动，消化和安置林业从伐木到育林转型的冗员；对于采煤采油等类型的国有企业，由于其所用的土地较多，特别是资源枯竭后的工矿区，可以考虑将其建设用地拿出来大部分，分配给职工用于结构性和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的组合；而铁路、公路和邮政等这样的企业，其有巨额的仓储站点沿线等土地，其划拨和低价出让的土地，也应当通过允许其招商和开发，并分配给定岗定员后剩余的职工，或者需要整体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下属企业，用于消化和安置体制性剩余员工。在进行大部分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过程中，给闲置和低利用率的资产而不动用现钱，程度不同地拿出事业所占有的土地、业务和办公用房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实际是在事业领域中，用土地和房屋等资产赎买冗员，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等资产相组合，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剩余要素重新整合，将负担转化为新的生产力。目前国家治理部分也存在着机构林立和冗员过多，存在治理效率较低25而执政成本较高的现象。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土地和房产等体制剩余数量也不少。许多单位用地宽占宽用，也有许多单位办公用房超过用房标准。有的用来出租，或者纪律严格后闲置。可以用闲置或者低利用土地和房产等搭配，鼓励一些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职员，带资产创业就业，进行精简和分流。前面已述，行政事业和国企中有至少3000万的冗员，城镇和工矿企业中也有4000万亩左右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还有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率的地面业务和办公等建筑资产。推进行政事业和国企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与体制性剩余土地和房产的市场化改革，并用闲置资产支付改革成本的方法，使两者相组合形成新的城镇生产活力，其形成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可能会占到总改革增长新潜能的10%20%。六、结论与建议理论上讲，短缺往往成为计划分配资源的理由。但是，从实践上看，计划配置资源往往造成更加严重的短缺。原因在于决策和配置延时、信息不对称和各层级实际有自己不同利益情景下的计划往往导致资源和要素的数量和价格不能进行完全调整，进而造成其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这就造成了计划经济浪费中的资源及要素的短缺和产出的损失，这就是体制性剩余。在转轨国家中，由于配置体制扭曲，存在着大规模的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论是从一元计划到一元市场体制的瞬时转轨国家，还是先从一26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再从二元向一元市场体制的渐进转轨国家，从计划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改革所推动的动态经济增长，实际是体制性资源和要素剩余不断和充分地得到利用，不断地获得新增长潜能的过程。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的要素看，体制扭曲所造成的各个部分的剩余，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和衡量。而通过改革将原体制中剩余资源和要素在新体制中得以充分利用，给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会有多大的经济增长潜能，提供了一种从定性猜测向定量较科学计算的基础。从中国改革的历程和情况看，三大要素中，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启动时间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并且其本身流动性强，即使有配置体制扭曲可能会发生产出损失，也容易被追求利益经济体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劳动力要素次之，虽然也有流动性，市场化程度也逐步提高。但是，人口有城市化的窗口期，由于户籍管制、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土地黏性等原因，造成了大量45岁到65岁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即农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中的员工，其进入和退出，受市场机制配置的程度较低，也形成了大量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起步最晚，将规模巨额的农村耕地、林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是要素和资产，没有价格；由于绝大部分土地禁止市场交易，使其无法市场化配置。而且，其有物理空间上固定性的特征，特别是发展、土地、规划、建设、环境和城管等方面的各种用地审批、核准和评审较多，各经济主体27有关用地的市场化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其体制扭曲产出损失无法由其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所纠正。因此，土地资源和要素领域，体制性剩余的规模最大。通过这样的逻辑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最为关键的部位在于土地资源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大量经济主体通过投资、创业和经营，使城乡巨额的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与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相组合，化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的巨额剩余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十五年中，通过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度增长，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作者为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教授。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本文修改过程中，许文立博士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周天勇增收入稳增长人口应当向就业多生产率高处流动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周天勇自2001年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特别是第二个10年中的振兴乡村和农村全面脱困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受近三年疫情的影响，城镇失业率提高，经济增长下行。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主要应当通过振兴乡村，加大集体组织力度、发展二三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使人口和劳动力向农村回流，在农村增加就业，获得收入，增加消费，并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可能有误。笔者认为可能还是要以推进城市化为主，辅之于振兴乡村，才能真正做到稳就业增收入稳消费稳增长。一、乡村和农业是低生产率和低收入领域农业向工业转型的二元结构理论，其核心表达的要义是农村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迁移和流动，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来源。并且迁移和流动速度越快，促进经济增长的动能就越大；反之，城市工商业人口和劳动力向农村农业流动，将成为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从下图可以看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变化，是从高生产率多就业的城市、沿海和工商业向低收入农村、内陆和农业流动，这不能不能是一个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不振、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和速度放慢的重要原因。2从今年初出口订单突然减少，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地区应聘多于招工需求的状况看，2023又可能是一个人口回流农村农业的年份。国际上人均GDP水平12500美元上下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平均在81%左右，而且是市民化的城市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平均在7%左右。中国2021年人均GDP为12552美元，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为65%，户籍城市化水平46%左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为23%，与发展水平相同国家之间的差距分别为22、35和16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城市化滞后和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仍然过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向城镇和工商业的迁移和流动还有很强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不可抗拒的客观约束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农业区域带有明显的低生产率、低收入和低消费特征。虽然人类不可一日无粮食无氧气，但是土地3面积的粮食和林木价值产出率很低；就发展工商产业看，农村居住分散点多，市场不密集且集中，生产资料和产成品运输规模小、间距短且装卸多，集聚和规模效益很低，分工协作成本高；城市水电路气和学医娱养等公共设施建设及政府服务运营相对成本小而受益人口集中，农村受益人口分散而成本高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和农业，因为相对于土地人口和劳动力多，所以是相对于城市和工商业的低生产率低收入区域和产业。与城镇和工商业比较，中国目前农村农业低生产率、低收入、低财富拥有、低消费水平状况更加严重。2021年，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为13.95，实验室计算的实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为3.51，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为111，农村当地务工农民、外出城镇务工农民、城镇个体私营员工和城镇单位职工（包括国有单位、外资企业、其他上市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收入比为12.813.5310.15，城乡户籍居民财产收入和拥有住宅财产数量之比分别为10.771和15.181，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为2.231。二、城乡结构变动扭曲与发展面临的困境城市化滞后、农业就业比过高、农业生产率低下和农民收入低的深层次成因，在于阻碍迁移和流动的人口迁移管制体制和传统农村经济组织方式。一是从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管理上看，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教育、医疗、保障等体制阻碍，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分别多出31478万人和15000万人。二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与4人口城乡流动分布和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不相耦合，形成提高农村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梗阻。具体解释就是在所有和使用双层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虽然农民拥有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财产权，但当他向城镇迁移和流动时，无法以市场经济的方式交易退出，即得不到放弃使用财产权的补偿，不利于增强他们向城镇工商业迁移流动的经济能力，还会因迁移和流动丧失这些使用财产权。农村农业狭小领域中剩余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产业的低生产率和农民的低收入。由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劳动力向工商业流动，农村集体经济的载体减少，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客观趋势。（1）历史数据。农村自然村、行政村和常住人口分别从1985年的386万、94万和80757万人，减少到了2021年的236万、49万和49835万人，收缩幅度分别为38.86%、47.90%和38.29%。37年中，每天分别平均消失111个和33个自然村和行政村，农村常住人口每天减少22897人。（2）未来仿真趋势。2037年人口市民化水平推进到90%，农村人口将减少为13500万人，自然村和行政村将分别下降至64万个和13万个；2050年市民化水平推进到95%，农村人口更是会减少到6500万，自然村和行政村将分别下降至31万个和6.4万个。当前和未来，中国在城乡发展关系变动方面，存在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从上述分析看，虽然中国振兴乡村着力强化和固化目前的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组织形式，并且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配套齐全的基础设施，然而集体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和美好村庄中的绝大部分居民却没有了。遇到的问题5一是如果人口消失或者只剩下几个老人，那么农村集体组织还会存在吗，或者集体是谁的二是如果人口减少和迁移使集体没有载体或者集体规模收缩，那么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最终会是谁的综上分析的结论是应当顺应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将传统农村集体组织和所有制结构实现形式向农村集体所有制实现新形式转变，并大力推进人口和劳动迁移及流动配置户籍及其相关体制的改革。三、深化农村组织、所有制形式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深化农村集体组织体制改革，形成新的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房屋等能够城乡双向流动和置换的农村新集体社会和集体经济组织。（1）村民自治社会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分离。前者协调农村自治社会事务，最重要的是，购买农村集体所有宅基地、农业用地、建设用地居住和投资创业的，成为农村新居民；虽然集体所有土地合作社的成员有农村宅基地和农业承包经营使用土地及其财产权，但其已经到城镇居住和工作，仍可以是土地合作社的成员，但不再是社区的村民。（2）成立新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合作社。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财产权分离，农村全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行使土地资产所有权管理并拥有部分土地经营权。（3）形成新的以集体经济为主、其他所有制并存的各类经济组织。除了基础的集体经济土地合作社外，农村各业形成家庭农林牧渔场、生产专6业性公司、服务合作社、个体私营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甚至新的大农业上市股份公司。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与城市大工商业相比，农业生产和农村其他产业的特点是农机化后劳动力使用不多、要素组合方式不复杂、村民协作管理素质相对较低、产值规模较小、生产收益水平较低。经济学上的一个定理是小规模简单的生产方式，需要简单的组织方式与其相适应；如果以结构复杂的组织去组合、管理和经营小规模的简单生产，其形成的净产出不能覆盖前者较高的组织成本，必定会亏损，复杂的组织方式难以为继。这就是过去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等效率越来越低和被放弃的原因。一些学者也提出，农业生产土地规模化给较复杂的组织方式提供了条件。但是，农业粮食种植和其他农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比工商业要低得多，净产出比率也微小。因而，种植农场应当以家庭经营或者民营农业公司为宜，以专业化协作和其他合作服务形成农业生产力。国有和集体农场和仓储虽然有其优势，但体制成本很高，极易发生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转嫁，存在不同程度的假报库存、贪污挪用、盗卖粮食和骗补套利问题，粮仓着火也不时发生。深化农村土地体制转型改革，形成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能够市场化配置和各类要素优化组合的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土地所有制实现形式。（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财产权分离。村民宅基地和村民承包农业用地的使用财产权归村民，确权发证，有继承、交易、出租、入股和7抵押权利；外部购买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居民和投资者从社区自治方面可以成为村民，从土地合作方面可以成为新社员。（2）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建筑物所有权分离。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民土地合作社，但农村地面的住宅和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出资所建建筑物归个人和其他法人所有。（3）土地资产实物和价值分离。除了已经两权分离的农民宅基地和农业承包地外，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及其实物由村民土地合作社统一管理。农民持有股份，股份既可以在村内转让，也可以转让给村外居民。这部分土地可以由村民土地合作社向内部村民和外部居民及投资者出租或交易土地的使用财产权。深化农村各类土地交易方式及其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1）允许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直接交易分配体制改革。集体所有不变，可以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直接进入土地使用财产权交易市场，收入归农村集体，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合理分配，政府收取交易税收。（2）承包农业用地规划和用途变更交易分配体制改革。用于城市建设、工商业、行政文教卫、交通水利等用途的农村土地，其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土地使用财产权，转让的农业用地先按照农业用地价格计算的交易收入在承包家庭、集体和政府税收之间进行分配；扣除第一次按农业用地价格计算的分配后，其余收入再在集体、全体村民和政府税收8间进行分配。（3）村民宅基地和房屋的交易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村民宅基地和房屋的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由使用财产权拥有者自主交易，其收入在住户、集体和政府税收间合理分配。四、处理好振兴乡村工作中的五大关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需要正确处理振兴乡村工作中的五大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发挥各自作用之间的关系。如农村农业的生产、创业和经营，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的配置由市场调节；政府提供农业道路、水利、电力和供排水等基础设施，提供教育、卫生、公交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行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比如即使是耕地，政府也应当进行用途管制，可以引导但不能违法强制收归耕地后出租。二是处理好现在与未来、集中与分散之间的关系。前面已述，从长期来看乡村人口外流和持续减少使一些村庄收缩和消失，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因此，需要在投资建设方面平衡现在需要和未来利用之间的关系。多投资补贴民生、鼓励创业和促进迁移，投资基础设施要考虑使用规模和时间不会永久这样的因素。未来一些村庄可能会逐步消失，但是另一部分村庄可能要集中和发展，如交通要道、旅游景点、文化古村、乡村集市、特色生产等村庄需要相对加大投资。三是处理好市场化盘活利用各类乡村闲置低利用各类土地资源与规划9用途管制、鼓励创业和发展产业与要素需要组合之间的关系。农村乡镇企业衰落转移、地方基层政府生态环境整治、违建扩大化和一刀切拆除等，导致乡村形成了大量的闲置低利用建设用地。因种植粮食等农产品亏损也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的耕地撂荒，补贴种粮，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建设用地方面，应当通过村民土地合作社交易、入股、出租和抵押等市场机制，调节给各类经济主体和投资者，以盘活利用建设用地。而对农业用地，应当在实行耕地用途管制的同时，在同一用途之间可以通过交易、出租和入股等方式，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降低农业成本，减少政府补贴负担。三年疫情后，一些人口和劳动力向农村回流，乡村振兴也需要中青年人在农村就业、创业和经营，在乡村发展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相融合的产业。然而，目前农村土地是计划和政府配置最为严密的领域，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和融合产业中就业、创业、投资、建设和经营，基本上得不到建设用地，现代农业用地中对设施建设控制也很僵化。对此，需要清理和改革以形成市场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的机制，使向农村回流和在农村创业的劳动力以及外部进入的资本要素能够得到土地要素，形成农村生产能力的组合。四是处理好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之间的关系。一些必要的乡村投入，政府必须承担。但政府对乡村投入过度，特别是对生产经营直接部署和投入，其不利影响是财政支出负担大，截留、贪挪和骗补比例高，资金使用效率低。一系列寻租和漏损需要更多额外的行政监督成本，并且成效并不显著。因此，需要使土地能够交易，成为资产；土地所有者可以评估、入10股或者抵押，得到乡村各业发展的资本要素。政府乡镇和村社会自治组织进行的生产经营投资往往效率很低，可能亏损，最后难以为继。还是需要经济主体从事乡村各类产业的创业、投资、建设和经营等，且应当做到市场化经营、遵纪守法、组合要素、投入生产、风险自担和合理分配。五是处理好生态环境整治与零星土地利用、青年劳动力外出与老弱妇劳动力在村之间的关系。从农村的国民产出看，过去农村自产自吃自用的非商品化收入、农村家庭自然非规模化劳动商品化收入很高，后来因农业产品规模化和标准化商品化率提高，前者比率持续下降。然而，前面提到的地方基层政府扩大化和一刀切生态环境整治、违章建筑拆除和手工劳动标准化公司化等，使农村民居房前屋后、院内院外、四荒土地和山间原野，过去农民种植菜果花药和养殖鸡鸭猪羊牛，手工纺编纳织、农家酿制等产品，几乎一扫而光。过去农村鸡鸣猪叫、粪便回田、春节宰猪菜等场景已经不在。建议在提出粪便回田、保持水土、保持清洁等要求的同时，放开房前屋后、院前院内和四荒种植菜果花药，放开鸡鸭猪羊牛家庭养殖，鼓励家庭制作手工产品并销售。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农村老弱妇闲置劳动力资源，将其变成生产力，增加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五、农村体制改革与统筹城乡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集体社会和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会使人口劳动力向城市化、工业化、就业机会多、生产率高和收入水平不低的区域和产业持续流动；另一方面，新的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体制能够11与市场经济运行相耦合，盘活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土地房屋等要素和资产。这将会成为将经济稳定增长和支撑在合理区间的强劲动能。如果未来15年经济平均增长5.5%，其中总体制改革获得年均3.3%的增长，则农村各项经济体制改革获得的新经济增长部分将占总经济增长的40%左右，占总改革新增长动力的70%左右。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进行仿真测算，如果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则推进人口市民化水平和劳动力农业比率从扭曲值向标准值靠近。供给方面，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行盘活优化利用、农业用地规模生产收益率提高、农村宅基地和房屋资产化零到市场价值溢值等，成为三大生产能。需求方面，农村人口及其不断市民化获得比较高收入、农村土地创业获得经营就业收入、农业获得生产率提高收入、土地房屋市场化获得财产性收入、土地房屋市场化获得交易收入等，增强居民消费支出潜能。二者均衡，在供需两侧形成年均2.3%左右的新增长动力。

莫开伟住房租赁金融17条落地有何重大现实意义意见领袖莫开伟近日，央行、银保监会起草了《关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共17条内容，围绕住房租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以商业可持续为基本前提，重点支持自持物业的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为租赁住房的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提供多元化、多层次、全周期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意在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两部门此时出台住房《意见稿》是我国金融支持住房业发展又一重大政策措施，对我国住房租赁业无疑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我国住房租赁业在此政策的照耀下，将迎来重大历史性转折时刻，我国住2房租赁业有可能从此步入发展快车道，中国住房租赁业的春天也必将到来。央行与银保监会为何此时出台《意见稿》原因有三方面其一，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存量房产较多，为提高房地产资源利用效率、避免更多的闲置房产浪费，通过对住房租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激发住房租赁业拼发出活力，使住房租赁供给端能够有根本变化，将更多的房产盘活用来为城市广大居民提供更多的住房机会，使房地产业能健康发展。其二，顺应城市居民住房观念改变和人口变化的需求，不断推动住房供给侧改革。一是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将推动区域性住房需求提升，住房供给也将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租赁住房比重将有望上升，可更好地匹配和满足居民住房需求。二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产业链下游的消费品，需求也将不断扩大，包括传统的建筑、建材、装潢材料等商品需求，还有产品升级的新家电、新能源汽车等消费需求将逐步释放，形成支撑国内需求和经济长期向好的重要推力。三是目前我国涌入城市的人口依然较多，且住房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人可能从过去注重购房转变到现在的租房。对此，为使城市能够对新涌入的新市民、青年人等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租赁住房，满足暂时缺乏足够购买能力或只想租赁住房的民众住房需求，真正形成租购并举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体系。其三，进一步落实中央有关保障租赁住房建设金融配套措施的需要。近年来，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探索加大租赁住房供给。比如2016年《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3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2021年《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2022年初，央行发布《关于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的通知》，2022年11月央行、银保监会《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以及2022年12月，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都明确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尤其是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此次的《意见稿》是对之前各项政策措施的进一步配套和完善，是给我国租购并举购房制度再添一把火。那么，此次央行、银保监会两部门发布《意见稿》，到底具有哪些重大现实意义从当前我国住房发展的客观现状看，将在两方面产生重要作用可延伸对租赁房金融服务触角，实现对保障性和市场化的租赁住房金融服务全覆盖，住房租赁企业将获得更好的金融支持，有能力增加租赁房供给数量，可为未来我国形成租赁房与商品房共同繁荣局面营造有利金融氛围。尽管近年央行、银保监会以及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但银行金融机构在支持租赁住房方面着重向政府保障性租赁住房倾斜，对民营市场化的租赁住房金融支持尚存在一定短板，对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的全方位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形成了一定制约，使租赁住房出现了金融支持的瓶颈；而《意见稿》发布，无疑迎来金融部门在支持租赁性住房上的观念改变，有利于消除金融部门在租赁住房信贷服务上的门户观念，纠正过去重政府保障租赁住房信贷服务忽视民营市场化4租赁住房信贷支持的倾向，可促使银行金融机构在支持政府保障性租赁住房和民营市场化租赁住房上消除身份歧视，做到一碗水端正；同时，大胆进行租赁住房信贷产品创新，推出更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金融服务方式，比如首次提出允许银行机构向住房租赁企业发放最长达30年的租赁住房团体购房贷款以及住房租赁担保债券（CoveredBond）用于住房租赁行业、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都是金融产品的创新；还有提高金融服务全方位无盲区，包括开发建设领域、收购房源业务、租赁经营业务、综合金融服务等，内容丰富，覆盖了住房租赁的各个环节。此外，在综合金融服务方面，此次政策明确了银行后续可开展开户、结算、咨询、现金管理等业务。显然，这些金融产品创新或全方位金融服务方式，可极大地延伸银行金融机构对租赁住房的服务触角，不断提高银行金融机构支持租赁住房信贷融资以及资本市场融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促进租赁住房全方位发展、多条腿跑路的金融格局形成，最终打破当前租赁住房的金融僵持局面。尤其，将金融支持的范围扩大至市场化长租，向自营租赁住房企业释放出重大利好，并给出较为明确的引导和规范，还有对自持物业的住房租赁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较大，这是此次《意见稿》出台的最大意义所在，更利于孵化市场化租赁住房机制，形成支持租赁住房发展的良性金融生态，促进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快速发展，最终造福城市广大居民。对加快探索和发展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进行一次有效金融探索，可从根本上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落实，对于支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5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大力发展长租房市场、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都将产生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发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整个房企进入了经营寒冬，房地产调控也步入了艰难期，加上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观念改变、三年疫情的影响、住房金融投资属性逐渐丧失、民众的购房需求大大下降等等，使得我国房地产业整体库存过大，库存消化需要更长的时间，房地产业调控有硬着陆风险。而对此，中央政府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实施了两条腿走路的房地产发展之路，以应对房地产迎来的历史拐点和防范房地产低落可能带来的风险。于是，从2015年至现在，中央政府以相关部门多次出台了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的政策措施，既作为商品住宅房发展的必要补充，又在于构建我国房地产发展的安全网，减少商品房住宅销售疲软的震荡风险。由此，此次出台的《意见稿》除了可对之前存在支持租赁性住房金融融资政策起到被短板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扩大了租赁住房的金融支持面，让民营市场化的租赁住房企能够转正成为银行金融机构支持对象，可在更多大范围激活租赁性住房市场主体，极大地提高我国租赁住房的市场供给能力，满足城市居民租赁住房需求。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意见稿》在金融信贷方式、金融信贷产品和金融信贷时间上，有了突破性改革，使从事租赁住房的企业无论是融资方式、融资产品还是融资时间都获得了极大的宽松，可产生诸多金融功效有利于激发更多的企业、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以及民营市场化中小租赁房企都可依法依规批量购买存量闲置房屋，用作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可用于6大城市新青年，尤其是厂区和工业园区的工作人群，这样不仅可极大地缓解城市居民租房困难，而用大批量的房源能够进入租赁住房的企业，可盘活现有房地产资源，有利化解部分房企经营风险，也可降低住房租赁企业的租房成本和租房居民的租金；而且，租赁住房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稳定可靠的信贷支持或资本市场融资支持，既能缓解住房租赁企业的融资压力，也能降低住房租赁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培育更多的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壮大，夯实我国城市居民的住房基石。总之，一句话，金融机构要以此为契机，尽快优化房地产金融业务结构，调整资源配置方向和重点，加快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的支持和服务，实现银行金融机构与我国租赁住房企业互利共赢格局的形成，最终为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金融推力。

Tablemain宏观经济核心观点宏观研究类模板报告日期2022年01月29日1月数据预测信用扩张，A股向上1月为传统信贷大月，尤其在今年央行着力稳增长、宽信用的政策环境下，预计信贷大幅多增。我们继续强调一季度四箭齐发宽信用，2月中旬发布的金融数据将有大幅超预期的表现，尤其是信贷结构优化、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提升对股市有较强的正向拉动，由此催化权益市场行情到来，结构上更加关注宽信用相关受益主体，如金融、地产、建筑、建材，地产后周期如家具家电等。宽信用宽货币组合下，长端利率未来更多关注宽信用，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季度末二季度初或上行至高点3.2%附近，但宽货币及降息对1年期国债收益率有向下指引作用，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预计2022年1月信贷新增4.3万亿，社融新增5.73万亿，增速分别为11.7%和10.4%，喜迎开门红预计1月人民币信贷新增量4.3万亿，较去年3.58万亿大幅同比多增7200亿元，对应增速较前值微升0.1个百分点至11.7%，4.3万亿的信贷新增将创历史峰值，我们对1月信贷开门红有信心，且预计中长期贷款比重提升，信贷结构有所改善。预计1月社融新增量5.73万亿，较去年同期多增约5400亿，增速较前值微升0.1个百分点至10.4%，社融增速处于上行通道，但由于去年基数较高，上行速度暂时相对缓慢，社融结构中，同比多增主要来自信贷、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预计1月信贷大规模投放及政府支出加速有助于推升M2增速，叠加去年低基数，预计1月M2增速上行0.7个百分点至9.7%。受去年高基数影响，预计1月M1增速较前值3.5%略降至3%，不会大幅下行主因地产政策纠偏及城投平台活跃度提升等因素对M1数据有正面支撑。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已切换至稳增长，我们继续强调一季度四箭齐发宽信用（制造业贷款、减碳贷款、基建贷款及按揭贷款），2月中旬发布的金融数据将有大幅超预期的表现，尤其是信贷结构优化、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提升对股市有较强的正向拉动，由此催化权益市场行情到来，结构上更加关注宽信用相关受益主体，如金融、地产、建筑、建材，地产后周期如家具家电等。宽信用宽货币组合下，长端利率未来更多关注宽信用，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季度末二季度初或上行至高点3.2%附近，但宽货币及降息对1年期国债收益率有向下指引作用，因此会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CPI弱于季节表现，PPI延续回落趋势预计1月CPI环比0.5%，环比表现弱于季节性，同比1.0%，去年11月、12月分别为2.3%、1.5%，猪肉价格持续探底、消费复苏不及预期，CPI回升动力不足。预计1月PPI环比0.3%，同比8.9%，前值10.3%，供给充分释放，中游工业品价格普遍下跌，PPI延续回落趋势，但1月原油价格中枢升至85美元上方，对PPI形成较强支撑。我们继续强调一季度四箭齐发宽信用，2月中旬发布的金融数据将有大幅超预期的表现，尤其是信贷结构优化、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提升对股市有较强的正向拉动，由此催化权益市场行情到来，结构上更加关注宽信用相关受益主体，如金融、地产、建筑、建材，地产后周期如家具家电等。宽信用宽货币组合下，长端利率未来更多关注宽信用，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季度末二季度初或上行至高点3.2%附近，但宽货币及降息对1年期国债收益率有向下指引作用，因此会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2.预计2022年1月信贷新增4.3万亿，社融新增5.73万亿，增速分别为11.7%和10.4%，喜迎开门红预计1月人民币信贷新增量4.3万亿，较去年3.58万亿大幅同比多增7200亿元，对应增速较前值微升0.1个百分点至11.7%，4.3万亿的信贷新增将创历史峰值，我们对1月信贷开门红有信心，且预计中长期贷款比重提升，信贷结构有所改善。预计1月社融新增量5.73万亿，较去年同期多增约5400亿，增速较前值微升0.1个百分点至10.4%，社融增速处于上行通道，但由于去年基数较高，上行速度暂时相对缓慢，社融结构中，同比多增主要来自信贷、政府债券、企业债券。1月为传统信贷大月，尤其在今年央行着力稳增长、宽信用的政策环境下，预计信贷大幅多增。1月18日的2021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释放大量乐观信号，强调2022年货币政策更加主动有为，更加积极进取，注重靠前发力，五个季度宏观杠杆率下降，为未来货币政策创造了空间，杠杆越低空间越大，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对于政策如何发力，央行提出一是充足发力，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二是精准发力，要致广大而尽精微，金融部门不但要迎客上门，还要主动出击，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主动找好项目，做有效的加法，优化经济结构；三是靠前发力。现在虽然是年初，但一年的时间很短，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我们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我们认为，相关措辞充分体现央行货币政策当前积极发力的决心，而核心方式就是宽信用。央行在答记者问中强调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这与2021年8月、12月两次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的基调一致，重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信贷支持力度。近期孙国峰司长发表于《中国金融》2022年第3期题为《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继续强化了以上政策基调。我们维持此前判断，从稳增长的角度，政策大概率适当提高对杠杆率上行的容忍度，核心关注2022年一季度四箭齐发宽信用开启（制造业贷款、减碳贷款、基建贷款及按揭贷款）。截至去年末，我国货币乘数为7.23，仍处于最高位置区间，货币乘数高说明银行信贷投放意愿强，也意味着经济对杠杆水平的依赖度较高，在宽信用环境中，信用释放对经济的正面拉动更强，短期内也有助于经济迅速企稳，因此信贷结构优化、社httpresearch.stocke.com.cn310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tablepage宏观研究融的放量将与经济形势改善同步出现，1月信贷、社融开门红可期。2021年末信贷结构仍靠票据支撑，尤其是年末银行为2022年一季度储备优质项目而放缓了2021年的信贷投放，使得信贷结构继续恶化，信贷、社融增速的回暖仍是表观变化，但2022年初，银行储备优质项目多，制造业、减碳、基建及按揭贷款均有望迎来边际改善，成为支撑信贷总量及结构优化的核心变量，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将有提高。相比对流动性的指示性意义，票据更具信贷属性，将票据利率与同期限同业存单利率做差，可剔除短端流动性的扰动，该指标与信贷增速正相关度较高，2021年12月中下旬票据转贴现利率大幅下行超出了历史季节性波动幅度，我们此前提出这反映出银行年末冲票据为2022年一季度储备项目，有助于2022年1月开门红的信用放量。实际上，进入1月以来，票据利率已经逐步回升，且在1月17日后迅速拉升，票据利率上行反映出银行一般贷款改善、冲票据行为转弱，压缩贴现票据使得信贷结构优化，而企业部门尤其是下游中小企业仍然是有票据贴现意愿的，不论是贴现市场还是转贴现市场供需关系均较2021年12月逆转，推动利率上行。此外，从整体票据承兑状况看，市场或存在适度套利行为，也是政策在上游原材料价格较高情况下阶段性呵护市场、进而维稳中小企业信用、支持实体经济的体现。四箭齐发宽信用即四个领域信贷有望放量制造业贷款、减碳贷款、基建贷款、1、制造业贷款是政策着重引导信贷支持的方向。2019年，央行在MPA考核中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指标，并在2020年加大权重，2021年政策延续，持续强调加大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央行数据显示，2021年9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37.8%，比上年末高2.6个百分点，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且明显高于整体信贷增速水平。2022年一季度，预计基建与地产市场大概率出现新的增长点，制造业投资需求有望企稳，从而拉动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另外，2021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基建、地产投资增速回落，但制造业投资保持了当月10%左右的较高增速，结构中同比增速较高的行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当月增速均保持了20%左右的高位，其中，输配电设备、光伏设备、电线电缆电池制造均计入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我们认为双碳逻辑已经在制造业投资数据中有所体现，且未来具备持续性，因此对制造业投资需求保持乐观。2、对于减碳贷款，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们认为绿色金融领域的定向支持力度将不断加强。2021年11月央行已经落地碳减排支持工具，孙国峰司长《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披露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末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2309亿元，带动减少排碳478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金融机构发放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贷款134亿元，预计未来将持续放量，碳减排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贷款将成为重要的宽信用工具。3、对于基建贷款，202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推动2021年底2022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202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旧城改造、城市更新是当前最主要的支撑中小企业贷款增量的方向，2021年11月住建部已公布第一批城市更新试点工作安排，共涵盖全国21城，2022年1月住建部进一步发布《完善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将为居住社区配套社区服务站、超市、托儿所等基础设施有望带动相应投资及信贷需求。综上，我们对2021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增速预测值为6%，相比当前0%附近水平会有大幅修复，财政或将配合货币政策带动2022年一季度信用扩张。4、对于按揭贷款，随着近期地产调控政策纠偏，12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信贷端政策逐步向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重点满足首套房、改善性住房按揭需求，合理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并购贷款，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力度，促进房地产行业和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方向调整，预计房地产贷款领域数据也将有所改善，其中或更多侧重于居民端。一旦房产税试点扩大政策落地，相应城市需求端购房按揭贷款监管可能有所宽松，以对冲房产税试点对房地产市场的负面影响。随着销售回暖，也会带动地产后周期的相关消费及消费贷款，如建筑装潢、家具、家电等，进一步推动居民信贷增长。httpresearch.stocke.com.cn510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tablepage图5看好2022年一季度四箭齐发宽信用宏观研究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社融结构看，除信贷外，预计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同比多增。1月在财政前置和形成实物工作量的政策指引下，政府债券发行速度较快，由于2021年12月提前下达1.46万亿专项债额度，1月中起部分省份陆续增加专项债发行，对1月社融构成较强支撑，预计全月政府债券净融资近7000亿，同比多增约4500亿。1月信用债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同步下行，有利于实体部门债券融资意愿提升，且PMI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我们坚持经济回暖且一季度同样将迎来开门红的判断，企业债券融资需求提升。同样的逻辑映射在表外未贴现票据项目，预计1月数值有望转正，相比12月的1419亿元有明显的改善，但去年数据较高，今年同比而言可能仍然偏弱。预计2022年融资类信托监管持续，其净融资规模仍将维持负值，总量继续压降，但委托贷款预计稳健。预计1月信贷大规模投放及政府支出加速有助于推升M2增速，叠加去年低基数，预计1月M2增速上行0.7个百分点至9.7%。受去年高基数影响，预计1月M1增速较前值3.5%略降至3%，不会大幅下行主因地产政策纠偏及城投平台活跃度提升等因素对M1数据有正面支撑。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已切换至稳增长，我们继续强调一季度四箭齐发宽信用，2月中旬发布的金融数据将有大幅超预期的表现，尤其是信贷结构优化、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提升对股市有较强的正向拉动，由此催化权益市场行情到来，结构上更加关注宽信用相关受益主体，如金融、地产、建筑、建材，地产后周期如家具家电等。宽信用宽货币组合下，长端利率未来更多关注宽信用，预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季度末二季度初或上行至高点3.2%附近，但宽货币及降息对1年期国债收益率有向下指引作用，因此会推动国债收益率曲线陡峭化。httpresearch.stocke.com.cn610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tablepage宏观研究3.CPI弱于季节表现，PPI延续回落趋势预计1月CPI环比0.5%，环比表现弱于季节性，同比1.0%，去年11月、12月分别为2.3%、1.5%，猪肉价格持续探底、消费复苏不及预期，CPI回升动力不足。预计1月PPI环比0.3%，同比8.9%，前值10.3%，供给释放，中游工业品价格普遍下跌，PPI延续回落趋势，但1月原油价格中枢升至85美元上方，对PPI形成较强支撑。3.1.CPI季节性升温，猪肉价格形成拖累项预计1月CPI环比0.5%，环比表现弱于季节性，同比1.0%，去年11月、12月分别为2.3%、1.5%。一方面，1月猪肉价格持续探底，上旬菜价下探幅度较深，CPI食品项表现不强；另一方面，本轮疫情仍在蔓延，局部地区疫情较为严重，聚集性活动受到严格管控，主要城市地铁客运量数据未出现显著回暖特征，线下密集型消费活动始终受限，核心CPI短期修复力度有限。供给方面，生猪大量存栏待售，养殖户近期集中抛售，叠加节前冻肉企业加大投放，供应压力主导下，猪价持续下跌。需求方面，10月份价格超跌，居民提前腌腊、灌肠活动，食品企业囤肉，导致节前旺季需求的透支。鉴于当前生猪供应量相当充裕，一季度仍处于过剩局面，预计猪肉价格将进一步寻底，二季度生猪供应回落后，猪价上行，开启新一轮周期。鲜菜方面，由于前期极端天气影响下价格超高，1月上旬菜价持续回调，近期受春节备货影响，鲜菜价格开始止跌回升，鲜果价格也有所上涨。3.2.中游工业品价格下跌，PPI继续回落预计1月PPI环比0.3%，同比8.9%，前值10.3%。能耗双控纠偏，产能释放，中游工业品价格普遍下跌，PPI延续回落趋势。不过，1月以来地缘政治因素频发，原油价格大幅上行，铜铝镍等有色金属价格普遍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再度出现。中游工业品价格普遍下跌，PPI继续回落。一方面，能耗双控被纠偏，限电限产政策逐渐放开，近期企业复工复产力度较强，带动高耗能工业品价格继续回落。叠加节前施工淡季，市场需求偏弱，水泥、玻璃等化工品价格持续下行。另一方面，保供稳价政策高强度执行下，山西优混等煤炭价格整体偏弱势，近期虽有印尼煤炭出口限制，但其httpresearch.stocke.com.cn710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tablepage宏观研究实际影响或在1月中旬之后，对本月PPI影响较小。但有色金属方面，受欧洲能源紧张，冶炼厂减产与低库存因素影响，铜、铝、镍等金属价格集体大涨。供需矛盾升级，原油价格大幅飙升。近期地缘政治因素频发，俄罗斯、北约间摩擦不断，欧洲天然气能源严重紧张，利比亚、哈萨克斯坦等主要输出国供应稳定性受到挑战，叠加OPEC增产落地程度不及计划，市场对原油供给悲观情绪上涨。此外，奥密克戎担忧情绪缓解，终端需求强劲，供需局面再度紧张，叠加海外通胀压力，市场炒作加大，原油价格大幅冲高，布伦特油价一度超90美元。短期内供应不足局面仍在，油价有望进一步上行；但随着美国页岩油企业产量逐步恢复，OPEC减产力度减小，二季度油价或出现拐点。风险提示中美摩擦强度超预期；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苗失效。行业的投资评级以报告日后的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1、看好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表现10%以上；2、中性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表现10%10%以上；3、看淡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300指数表现10%以下。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艾瑞观潮食品饮料行业七大风向2022.1iResearchInc.摘要品牌入局预制菜，品质升级成关键消费者居家烹饪的意愿度高，预制菜有助于平衡消费者对食品品质和烹饪便捷度的双重要求。多品牌入局预制菜赛道，未来继续关注包装技术和配送模式升级，打造更好的品质。解压助眠食品向更多品类延伸压力、失眠相关的情绪困扰受到重视，含有相关营养成分的功能性食品被消费者的关注。国内，新品品类正朝多样化趋势发展，需重视成分同质化和产品功能沟通难的问题。寻找健康允许范围内的零食满足消费者倾向选择更健康的零食，既满足情绪需求又减少健康负担。小包装和添加天然甜味剂的产品能帮助减轻消费者零食摄入的负担感，平衡健康和口味双重需求。轻酒饮在年轻女性群体中流行人群、场景和情绪需求的变化，催生更多元酒饮选择。以无醇酒和低度酒为主的多种轻酒饮兴起，强调无负担、微醺。植物基产品正从B端向C端延伸资本纷纷加码国内植物基市场，国内外厂商不断上新植物基新品。从B端向C端延伸，不断加强国内零售渠道建设和消费者沟通。口味创新呈季节性本土化特点从时令蔬果和当季花草元素中获取口味创新的新灵感。新品口味呈本土化，有利于增强品牌与消费者的情感互动。发力低碳包装应用和技术创新国内包装低碳化发展以循环回收为主，并尝试应用新型低碳包材，但大规模应用和包材技术创新仍需发力。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做饭真的很有成就感，过程也是一种享受。终于有时间在家做饭啦。生活需要仪式感，每顿都要摆盘买了很多美美的盘子终于用上了。我发现有了美美的盘子就会更有动力做好吃的食物。每一次摆盘、上桌，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和仪式感，这样的一直记录着，真的很好。来源利乐《2021年利乐指数》。艾瑞咨询2021年艾客帮问卷数据。样本您和您的家庭目前平均在家做饭的频率N=2726。来源Mintel；小红书用户。他们除了晚餐，还需要兼顾其他的事情，在家做饭的时间并不充裕。看网上菜谱做方便面炒面…炒着炒着就发现开始变黑，又继续加水，继续炒，结果越炒越黑，没救了。明明是按小红书姐妹的菜谱做的，怎么会翻车到那么明显呢呜呜呜…难吃到要命。还浪费了我下午5点就开始在厨房备菜的热情，我再也不做饭了。…认真做饭两小时，翻车只在一念之间。两个菜同时翻车，真是周末最特别的体验呢。来源腾讯营销洞察人民网研究院《95后年轻人注意力洞察报告（2021版）》。来源小红书用户。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预制菜的需求急升，疫情常态化后购买预制菜习惯延续。天猫公布的2021年十大新年货数据中，预制菜的销量同比去年增长了16倍。生鲜电商具有渠道优势老牌餐饮企业具有供应链优势初创品牌具有产品快速迭代的优势生鲜超市及零售企业布局自有品疫情后，为突初创品牌互联网基因显著，具有快速创新、了解年轻消费者的优势。牌预制菜，凭借渠道优势走近消费者。围居家餐饮场景，老牌餐饮企业开始发力预制菜市场，也推出了许多预制菜菜品。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继续关注包装技术和配送模式升级，打造更好的品质，赢得消费者口碑预制菜以家庭烹饪复杂的菜式为主，并且配料包齐全、烹饪步骤直观，符合消费者对高品质和方便快捷的双重需求。目前，电商消费者的负面反馈，主要集中在对口感、品质和产品价值感方面的不满。未来，包装、配送技术的升级是持续提升预制菜品质的重要方向之一。产品特点消费者痛点原材料难以处理，或对烹饪技术要求高的菜式口感不好佛跳墙花胶鸡部队火锅符合懒人经济，操作简单快捷，包装便利的菜式梅菜扣肉全是肥肉，白给都没人吃。肉质好老啊，这个花胶鸡里面的鸡都嚼不动。品质差不新鲜坐标北京，买回来就放了冰箱，也就5天，打开闻着味道有点发酸。打开后有的胀包，这样松鼠桂鱼都不新鲜了，其他的也都不敢吃了。性价比低每包的肉少的可怜…那个猪蹄，一包里面只有2块…直播间冲动下单，当时觉得很便宜。吃的时候发现，这梅菜扣肉就一点肉。要自己做，买40块的料能煮很多份了…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来源电商评论。失眠和精神压力大是消费者受到较大困扰的两大情绪问题。调查显示，中国城市消费者对食品饮料的营养成分关注度高，购买时平均关注2.6种营养信息，其中与改善睡眠相关的宣称，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食品零售概念之一。2021年消费者健康困扰TOP10体能体力不足，易疲劳睡眠质量不佳，失眠等精神压力大皮肤问题（肤质差、气色不佳、起痘等）脱发、发质差体重肥胖、过度消瘦、身材不好记忆力降低、思维慢，脑力变差情绪暴躁免疫力低，换季、变温易染病33%32%32%32%31%31%30%30%30%情绪低落，心情抑郁28%占比（%）来源艾瑞咨询2021年艾客帮问卷数据；Mintel。样本下列健康问题对您的困扰有多大N=2764。全球，多种功效型成分被应用到更多的食品饮料品类，包括饮料、软糖、冰淇淋等。与调节情绪相关的功能性食品的主要产品宣称01解压•常见成分L茶氨酸、氨基酸、洋甘菊；•新产品气泡水Soulboost（添加L茶氨酸，美国）、Zenify（添加L茶氨酸和甘氨酸，美国）；02助眠蛋白；•新产品•常见成分适应原类（南非醉茄、人参、五味子、灵芝、蘑菇）、藏红花酸、GABA、乳铁软糖Grummies（添加南非醉茄，美国）；GaiaHerbs（添加南非醉茄，美国）冰淇淋DreamPops（添加狮鬃菇，lionsmane，美国）；巧克力NudeChocolate（添加灵芝成分，美国）；蛋白质营养棒IQBARBrain（添加猴头菇成分，美国）资料来源GNPD；图片来自网络。未来，需清晰功能声称和法律法规界限的问题，寻找成分功效和产品功能沟通上的定位平衡点•目前，市面上相关产品未获得保健食品的认证，因此在广告宣传中不可直接宣称产品的功能性。并且，中国对27个保健食品功能声称进行了严格规范，不可以随意宣称。•产品功能沟通的效果受消费者认知程度的影响。现有大部分品牌选择在包装上注明功能成分，依靠消费者认知将植物与各自的健康益处联系起来，并结合包装创意和品牌名称暗喻，以加强信息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传递。来源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天猫《2021饮料消费趋势洞察》；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2021中国无糖饮料市场趋势洞察报告》。01消费者尝试通过控制分量，减轻零食摄入的负罪感2021年陆续上新小包装的零食新品0256%中国年轻消费者同意只要控制分量，偶尔吃垃圾食品不会影响健康。来源中粮营养研究院与天猫联合发布《中国食品消费趋势白皮书2021》；图片来自网络。添加甜味剂的产品，可平衡消费者健康和口味并存的需求。中科院报告指出，天然甜味剂的市场占比正在逐年提升，由2010年的8.16%提升至2020年的29.41%。关于糖分控制的新技术也正不断迭代，并应用于零售食品中。口味是零食消费第一考虑因素CBNData《报告》显示在购买零食时，近四成消费者遵循口味第一的原则，其次考虑零食成分的健康性。技术创新，实现黑科技控糖1、蛋白质甜味剂被应用于食品饮料新2、应用酶转化技术以转化果糖、葡3、应用发酵技术以降低果汁糖分品萄糖和蔗糖美国OceanSpray•酶转化技术使用全天然成分将果糖、葡萄•由利乐参与研发的发酵驱动技术，通过分批发低糖蔓越莓果汁，使用奇果蛋白来糖和蔗糖转化为益生元膳食纤维等。酵减少糖分。替代糖，可减少至少40%的糖分。•以色列的BetterJuice公司，是第一家研•该技术可实现无需额外成分或稳定剂即可在保发将橙汁中的果糖转化为膳食纤维的初创持果汁营养价值的同时，最多可将糖分含量降百事NEXT可乐以索马甜作为风味增强剂。索马甜是一种天然甜味蛋白，甜味爽口，低卡路里，无异味。企业，已于2021年6月获得800万美元种至零。子轮融资。应用该技术的天然果汁产品亦计划于2022年春季上市。来源FoodIngredientsFirst；食研汇；FoodnavigatorUSA；GNPD。微博上低度酒话题的阅读量有39.7万，适合女生喝的酒话题阅读量更是高达1.6亿。小甜酒微醺晚安酒获得更多关注，符合年轻女性轻消费者心情调节的情绪需求。人群变化场景变化饮酒情绪变化年轻她力量崛起MAT2019MAT2020线上酒水9095后不同性别消费人数增速女性男性MAT2019（%）MAT2020（%）MAT2020线上酒水各代际不同性别消费人数占比整体80后85后90后95后女性（%）男性（%）饮酒场景向更放松的环境氛围延伸严肃、紧张场景氛围延伸放松商务应酬赠送长辈…朋友聚会一人独酌…寻找生活中的情绪调节不同群体饮酒时的情绪占比伤心心情不佳，情绪安抚36%男性VS.46%女性今天部门聚会，老板点了款威士忌，好像还挺贵的，我少少喝一点还行轻松，愉悦朋友过来吃饭，带了那种无酒精的啤酒，说是新出的，味道还不错，有氛围又不会醉，合适第N次买这个梅子酒，超好喝，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影喝一杯，绝了21%男性VS.25%女性无聊，尝鲜1319%30岁以上VS.2325%1829岁来源CBNDATA《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巨量引擎《2021年酒水行业用户洞察及生态内容白皮书》。国际葡萄酒与烈酒数据分析公司IWSR公布在全球范围内，未来3年低无酒精市场的销量预计较历史同期将增长34。无醇酒低度酒主要产品利益点无负担清爽解腻清醒香气馥郁主要产品利益点无负担轻盈微醺纯正果味小酌气泡酒硬苏打鸡尾酒预制无醇啤酒葡萄酒无醇Corona旗下Sunbrew（加拿大）燕京无醇白啤（中国）乌苏小橙果（中国）可口可乐托帕客（中国）矿泉水生产商OgeuAlquA（法国）百威英博MichelobULTRAOrganicSeltzer（美国）调制酒无醇宾三得利JimBeamHighball（美国）可口可乐FrescaMixed（美国）MillerFamily旗下HandonHeart（美国）DeKuyper旗下DEKUYPERZERO无酒精鸡尾酒（荷兰）果酒来源Foodbev；Bveragedaily。其中，美国植物基市场火热，市场规模大，并探索更多的品类延伸和原料拓展。来源FoodIngredientsFirst；Foodtalks。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随着品类认知度、接受度逐渐建立，越来越多品牌开始打开C端市场，通过布局零售渠道和强化消费者沟通的方式，直面国内消费者。与西式快餐连锁品牌和新式茶饮店合作，以B端为切口，入局国内植物基市场别样肉客x肯德基星期零x棒约翰OATLYx星巴克菲诺x瑞幸植物标签xTimHortons布局零售渠道，发力C端通过跨界联名和KOL种草等方式营销，捕捉年轻群体，加强与消费者对话便利店电商生鲜电商跨界联名KOL种草植物标签x全家别样肉客x京东商城嘉植肴x盒马鲜生伊利植选x小龙坎菲诺小红书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口味创新呈现季节性变化，本土的时令蔬果和当季花草备受关注。并配合节日气氛，上新更多季节产品。通常与某个季节或者节日结合时，消费者对节日的热情能影响到对产品的喜好上，更容易激发对产品的兴趣。且与季节性食物关联，更容易加深消费者对产品新鲜的标签印象。春夏秋冬樱花、香椿…青梅、杨梅…桂花、柿子…山楂、热红酒、可可、车厘子…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另外，清晰的食品原料产地能为消费者带来一种真实、可信任和新鲜的感觉。而且消费者在购买当地食物的同时，也体现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认为有助于推动当地发展。通过营销的方式，以家乡情怀为切入点，与本土风味产生连结，更容易勾起消费者的情感认同清晰原料产地，将产品与产地印象产生强关联，增强真实、可信任和新鲜的产品认知•雀巢粤新意粤式冰淇淋品类，向消费者传达对粤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与热爱，推动新意粤潮走向全国，以此勾起消费者的兴趣和回忆。•奥利奥用新品红色奥利奥创新演绎各地新年菜的新吃法，并在各大社交和短视频平台陆续发布与新品高度契合的美食DIY视频，定向推送给相应城市的消费者，引发对家乡节日美食的回味和渴望。•特仑苏限定沙漠绿洲礼盒，内含一瓶来自奶源地乌兰布和沙漠的沙子。直观地通过沙加深消费者对沙漠有机奶源地的认知，强调奶源的品质感。在沙漠建牧场，防风治沙，也体现了品牌对于环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品牌的社会责任感。•安慕希上新丹东草莓口味的酸奶新品，强调草莓果粒的产地。丹东草莓是认知度较高的草莓品种，以风味浓郁、酸甜适中的口味被熟知。强调原料产地，有利于更具象地呈现新品的口味。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随着消费者环境友好的意识不断提高，加快低碳包装应用，有利于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赢得更多消费者青睐。来源知萌《2021中国消费趋势报告》。聚焦通过优化使用减少包装浪费和包装材质自身的低碳化生产，是目前低碳包装发展的两种重要体现。同时，包材技术创新正不断推进，力求在应用更低碳包装的同时，不降低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优化使用方式，减少包装浪费应用低碳包装材料食品包装技术创新•科罗娜推出的FitPack易拉罐包装，在易拉罐的盖子和底部均加了一层螺旋圈，消费者只需要将易拉罐垂直相互拧紧，就可以直接带着走，以节约塑料包装袋。•三得利集团创新由100%植物性材料制成的PET瓶。与石油制作的瓶子相比，该产品能显著降低碳排放量。•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实验室（EMPA）和LidlSwitzerland开发了一种用于香蕉的生态纳米纤维薄膜涂层，以避免塑料包装，确保更长的保质期，以保证了水果和蔬菜的新鲜度。这大大减少了食物浪费。•涂层的生产包括从水果，蔬菜或植物中提取果汁后留下的固体残留物形成的果渣加工成原纤化纤维素。•可口可乐在韩国首次推出CocaColaContourLabelFree的无标签PET瓶，通过消除塑料瓶上的标签来提高可回收性。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百威英博在英国试点生产500万瓶超低碳铝罐。其使用一种新的惰性阳极铝技术，并利用可再生电力生产，碳足迹比普通铝罐低95%。box，采用的是更易回收的单一材料PP蜂窝板材，易清理，抗戳穿性能提升100%。最多可循环70次，不用胶带封装，用魔术贴粘合即可重复利用。试水低碳的新型包装材料•2021年双十二，安慕希发起反向购买计划。消费者将自己喝空的任何安慕希产品交给安慕希进行回收处理，安慕希将可再生材质的空瓶进行专业加工，制作成一款环保包，回赠给消费者。•三顿半推出返航计划用户在特定时间将咖啡空罐拿到线下返航点回收，可以兑换新的咖啡和限定周边。•2021年，MM豆在可持续包装•伊利金典推出0铝箔低上进行了新的创新，各大商场中的MM豆迷你巧克力长城包装换成了能倒着吃的纸盒，可降低包装的塑料使用量。碳纸基复合包装，使用全新的阻隔层替代铝箔，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碳足迹。来源艾瑞咨询自主研究及绘制。图片来自网络。并对企业专家资源，为品牌的新品创新达目标人群，实现品类拓展证为企业新产品创新。品牌进行长期监测，提出品牌全流程提供服务。包括寻找新和业绩增长。建设与运营建议。品机会方向、产品创意、新品概念测试优化与上市市场模拟。人群洞察CEM客户体验社群洞察运营营销策略及效果为企业提供360度全景用户顾客体验管理系统开发与洞依托大数据源（如TMIC等）覆盖广告投放前中后全链路，画像，亦可通过定制化研究察。通过多元数据（大小数搭建真实的品牌目标人群社群。为企业提供投前策略分析、投分析用户的购买动机、场景、据结合）为企业定制顾客体持续运营公有社群为特定品牌中KPI监测及投后效果分析。为需求等UA和人群细分研究，验管理体系与系统开发，定提供快速真实的调研洞察服务，企业持续提高广告投放ROI、助力企业理解用户。期监测顾客体验的变化并提也可为品牌提供私有社群搭建降低获客成本及提升品牌资产供顾客体验优化洞察。和持续运营洞察服务。提供数据依据。26关于艾瑞艾瑞咨询是中国新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洞察研究咨询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行业分析、数据洞察、市场研究、战略咨询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认知水平、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自2002年成立至今，累计发布超过3000份行业研究报告，在互联网、新经济领域的研究覆盖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如今，艾瑞咨询一直致力于通过科技与数据手段，并结合外部数据、客户反馈数据、内部运营数据等全域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提升客户的商业决策效率。并通过系统的数字产业、产业数据化研究及全面的供应商选择，帮助客户制定数字化战略以及落地数字化解决方案，提升客户运营效率。未来，艾瑞咨询将持续深耕商业决策服务领域，致力于成为解决商业决策问题的顶级服务机构。联系我们ContactUs4000262099ask@iresearch.com.cn企业微信微信公众号27法律声明版权声明免责条款本报告为艾瑞咨询制作，其版权归属艾瑞咨询，没有经过艾瑞咨询的书面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传播或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任何未经授权使用本报告的相关商业行为都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本报告中行业数据及相关市场预测主要为公司研究员采用桌面研究、行业访谈、市场调查及其他研究方法，部分文字和数据采集于公开信息，并且结合艾瑞监测产品数据，通过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获得；企业数据主要为访谈获得，艾瑞咨询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作尽最大努力的追求，但不作任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观点均不构成任何建议。本报告中发布的调研数据采用样本调研方法，其数据结果受到样本的影响。由于调研方法及样本的限制，调查资料收集范围的限制，该数据仅代表调研时间和人群的基本状况，仅服务于当前的调研目的，为市场和客户提供基本参考。受研究方法和数据获取资源的限制，本报告只提供给用户作为市场参考资料，本公司对该报告的数据和观点不承担法律责任。

任泽平我们可能处于经济周期从滞胀到衰退阶段来源任泽平团队2一、我们可能处于经济周期从滞涨到衰退阶段7月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有观点归因于近期局部疫情反弹、汛情等短期因素，但这难以解释社融、房地产销售、新出口订单等先行指标连续4个月的回落。衰退，周而复始。透过偶然现象，经济是有自身运行的周期性规律的，复苏过热滞涨消费、投资、出口等三家马车全面放缓。7月不仅经济先行指标回落，比如制造业PMI、PMI新出口订单、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社融信贷M2等，有的甚至连续4个月下滑；而且工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社零等经济一致指标也开始回落。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开始进行传导和扩散，经济衰退的市场预期有所增强。只有物价数据作为滞后指标尚在高位，这是供求缺口和运动式减碳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下行的主要拖累因素来自对房地产和地方债的信用收缩效应开始显现，年初以来的社融信贷回落开始作用于实体经济，一般传导时滞6个月左右；房地产销售自5月以来的转淡开始传导至投资端，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房地产是周期之母；随着美国、欧洲、3亚洲等生产恢复，产能替代效应消退，出口订单回落，传导到出口13个月；经济K型增长、中小企业受大宗商品成本挤压、就业低迷等制约消费，消费增长始终乏力；大宗商品价格过高，超出实体经济的承担能力，对经济活动产生抑制作用，这是周期自身的力量。我们维持对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大宗商品通胀的高点已现，经济将逐季放缓，现在处在经济周期的滞胀后期和衰退初期，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是两期转换时点，货币宽松周期的时间窗口正在打开。我们在2020年底提出通胀预期，在2021年1月提出流动性拐点一季度是经济顶部，二三季度逐步放缓，5月提出对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要有估计和准备，货币宽松的时间窗口正在打开。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该醒醒了，对未来经济下行压力要有估计和准备，建议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财政政策发力新基建。由于经济下行和通胀在高位并存，滞涨特征明显，货币政策难以大幅放松，更多是对冲性、预防性的。未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胀回落，经济明确转入衰退，财政货币政策将转为积极和宽松。随着形势演化，我们判断货币政策宽松的时间窗口正在打开，将经历四部曲不急转弯慢转弯转弯轰油门。具体来看，7月经济数据呈现七大特点和趋势1、生产端加速下滑，与需求放缓、限产、用电荒、经济复苏不均衡、4下游企业经营压力有关。7月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复合增速5.6%，较上月大幅回落0.9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下滑，与PMI生产分项变化相印证。其中，出口对生产带动作用较上月减有所弱，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速11.0%，较上月下滑2.4个百分点。上个月下滑0.9个百分点。受局部疫情、汛情影响，7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复合增长5.6%，较2、近期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持续大幅回落，房地产短期看金融，未来要警惕房地产硬着陆，用时间换空间。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8.5%和7.1%，较6月下滑16和15.7个百分点；8月115日，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套数和面积同比分别为24.2%和25.0%。7月房地产投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6.4%，较6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房地产调控不断升级加码，金融政策收紧，房地产投资将持续承压。三道红线政策倒逼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土地集中供应制度对房企资金3、基建投资乏力，7月强降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灾情对基础设施开工有一定影响；后续伴随专项债发行加快，基建有望发力，但托底经济的效果有限。17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6%，两年平均增长0.9%，比16月份回落1.5个百分点。下滑。施压。5今年以来，专项债项目要求监管趋严、专项债发行高峰推迟，叠加募集资金到基建投资存在时滞、优质基建项目储备不足，预计下半年基建托底经济的力量有限。4、制造业投资持续恢复，但上游受环保等约束，下游受大宗商品通胀挤压，制造业投资反弹力度有限。17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3%，两年平均增长3.1%，比16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16月采掘业、上、中、下游制造业利润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7.4%、30.1%、20.3%和3.4%。5、消费超预期回落，商品和服务消费均出现回落。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平均增3.6%，较上月下滑1.3个百分点。其中商品和餐饮消费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3.9%和0.9%。商品中建筑装潢为主要拖累项，或与地产销售下行有关。疫情对服务消费的影响短期较难改善，叠加近期局部疫情再次爆发，餐饮消费继续出现回落。长期来看，消费是经济的慢变量，受就业、收入、复苏K型分化有关，或带来消费中枢下滑。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年复合实际增长5.1%，不及2019年同期6.5%。而疫后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6、出口增速下滑，品类分化，与产能替代效应消退有关。7月中国出口额（以美元计，下同）同比增19.3%，两年复合增长12.9%，低于上月2.2个百分点。分产品看，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势，反映海外需求仍在。但劳动密集型高位放缓，主因美国消费筑顶、库存积累、产能替6代效应消退；防疫物资对出口带动作用减弱，份额下降。7、通胀高点已现。近期，PPI、PMI价格指数高位震荡，7月PPI同比9.0%，再度处于近十三年来新高；CPI受食品项拖累回落，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大宗商品超级通胀高点已现，但疫情带来的供求缺口仍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二、工业生产加速回落，高技术行业保持高增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前值8.3%；两年复合增速为5.6%，较上月下降0.9%。与限产、用电荒、经济复苏不均衡、下游企业经营压力有关。分行业看，7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35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本月高技术行业和装备制造业表现较好，汽车行业和纺织业造成拖累。1）高技术行业中，医药制造业同比25.3%，两年复合增速13.8%，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或因海外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下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13.0%；2）装备制造业表现亮眼。金属制品业同比12.7%，两年复合增速10.2%，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10.3%，两年复合增速12.9%，较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3）汽车行业较上月好转，但仍造成拖累。7月汽车制造业同比8.5%，两年复合增速5.5%，较上月增长1.3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28.9万辆，增长162.7%；纺织业同比1.0%，两年复合增速0.2%，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7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高技术产业投资仍较快17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10.3%，较16月下滑2.3个百分点，两年复合增长4.3%。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8%，较6月下滑5.5个百分点。分投资主体看，1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13.4%，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7.1%，分别较16月累计同比下滑2.0个和2.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增长持续快于整体。17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7%，两年平均增长14.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7.1%、8.8%。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8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9.7%、46.9%、34.9%；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研发设计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2.7%、27.2%。17月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长13.1%，两年平均增长10.9%；其中卫生投资、教育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1.8%、12.1%。四、房地产销售和投资持续大幅下滑房企销售和资金回笼速度持续下滑至负增长，7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8.5%和7.1%，分别较6月下滑16.0和15.7个百分点。7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7.0%，较6月下滑11.0个百分点，环比增长25.3%。需求端，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持续加强对经营贷管制、收紧房贷额度、加强购房资金来源排查、收紧限购限价、增收房产交易税、上海等9地新房集中供应、深圳北京等地重划学区制度、武汉凭房票买房等调控房价、保障刚需和抑制学区房炒作的措施下，叠加疫情和暴雨灾情影响，看房热情与购房需求继续下降。供给端，针对房企的融资政策逐步收紧，在三道红线政策倒逼房企去杠杆降负债背景下，房企持续实施以量换价的打折促销活动。7月房企从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到位的开发资金同比分别增长17.2%、5.5%、9.2%和13.4%，增速均较6月下降。受疫情、灾情和政策调控的影响，房地产投资持续下滑。7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4%，较6月下滑4.6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6.4%。土地成交方面，两集中供地新政下，多个重点城市改变全年土地供应节奏、供地从前低后高变为前高后低，多地首批供地规模超过全年计划的40%且已在34月陆续启动，而为了控制土地竞拍的溢价率，拟于78月出让第二批集中供应土地的城市北京、深圳、上海、重庆等10城延期出让，待完善房价地价联动等机制后重新出让。缺乏土地均价高的土地集中供应城市的参与，7月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同比分别为2.8%和2.4%，分别较上月回升21.1和下降19.2个百分点。施工方面，7月新开工、施工和竣工面积同比分别为21.5%、27.1%和25.7%，分别较6月下滑17.7、37.7和40.9个百分点。三道红线政策倒逼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土地集中供应制度考验房企的资金实力，房企的变现需求促使其加快施工和竣工，上游建安材料涨价对建安投资有一定支撑作用，但难改房地产投资下滑趋势。疫情和灾情下建安投资和土地交易均弱，房企的销10售和资金回笼速度持续下滑遏制后续土地投资动能，房地产投资将继续承压。11五、基建投资延续疲软17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4.2%，较16月下滑3.0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速2.7%。强降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灾情对基础设施开工有一定影响。分行业看，各行业投资增速均下滑；17月电热燃水投资累计同比1.7%，17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6%，两年平均增长0.9%，比16月份回落1.5个百分点；交运仓储、水利环境设施投资累计同比5.9%和3.8%，分别较16月下滑2.8和3.6个百分点。交运仓储中，17月铁路和道路累计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4.4%和4.4%，分别较16月下滑4.8和2.1个百分点。12专项债项目要求高监管严、专项债发行高峰推迟，叠加募集资金到基建投资的36个月时滞、优质基建项目储备不足，预计下半年基建托底经济的力量有限。730政治局会议要求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给予地方政府自主调节基建开支时间的能力。资金端，受专项债发行的高要求、严监管，严控地方隐性债务以及地方需要预留一定额度到12月的影响，专项债发行高峰预计将在89月和12月达成。1）今年专项债发行节奏不同于往年，根据监管要求，地方政府需预留部分专项债额度在12月发行，今年发行资金不要求今年用完，地方政府在基建支出时间上留有计划余量；2）7月15号银保监会发的十五号文，严禁新增或虚假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银行不得为城投公司参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提供配套融资，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专项债的发行有一定的影响。3）6月28日财政部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叠加对专项债的配套融资有较高要求，影响专项债的募集与管理。项目端，发改委开始要求各省加快报送2022年项目以及完成2021年项目的准备工作，但基建项目高要求背景下优质项目储备不足1）当前财政部对专项债的项目质量要求较高，当前优质项目储备不足；2）中央对基建项目的立项标准有所提升，例如3月下达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对是否新建第二高铁、新建高铁线路的速度均有明确限制，且叠加铁道部改制等原因多条高铁动脉停工、放缓或推迟建设；3）发改委要求地方政府10月底前向发改委上报2022年首批专项债项目，且要求地方抓紧完成在已反馈的2021年专项债13准备清单中拟发行专项债券确定实施的项目的各项前期工作，并于8月26日前报送国家发改委。六、制造业投资低位反弹，但增长受限17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7.3%，两年平均增长3.1%，比16月份加快1.1个百分点。当前制造业投资仍有韧性、但未来受制于两个因素影响1）前期利润较快增长，但近期中下游利润逐渐受上游价格传导而压缩，中小企业经营承压。16月采掘业、上、中、下游制造业利润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7.4%、30.1%、20.3%和3.4%。2）疫情、洪涝灾情等因素引发限产限电，生产回落以及订单需求下降背景下，回款承压，降低企业投资意愿。14除汽车外各类上中游制造业投资表现优于整体，7月化学原料制造、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铁路航空运输设备同比分别增长19.8%、17.5%、22.2%和32.1%。受缺芯影响，汽车制造业投资同比9.7%。下游相关制造业表现乏力，拖累制造业整体。食品制造、纺织业、金属制品、同比分别增长1.6%、1.8%和5.2%。预计制造业投资将继续对经济有所支撑，但动能将逐步减弱。七、消费超预期回落，受制于就业低迷和K型增长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8.5%，两年复合平均增3.6%，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7月份，商品零售同比增长7.8%，两年复合增速3.9%，15较上月下降1.4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4.3%，两年复合增速0.9%，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建筑装潢类消费大幅回落，或与地产销售下行有关。1）生活必需品维持较高增速，粮油、食品类同比11.3%，两年复合增速9.1%，较上月下降3.9个百分点；饮料类同比20.8%，两年复合增速15.6%，较上月下降8.5个百分点；烟酒类同比15.1%，两年复合增速9.9%，较上月下降5.8个百分点；2）升级类消费品表现分化。化妆品类同比2.8%，两年复合增速6.0%，较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金银珠宝类同比14.3%，两年复合增速10.8%，较上月上升2.5个百分点；3）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总比11.6%，两年复合增速4.3%，较上月下降6个百分点。4）汽车同比1.8%，较上月下滑6.3个百分点。消费是经济的慢变量，受居民收入和就业影响，当前就业形势整体稳定，但结构性问题突出，居民收入尚未恢复至疫情前。7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6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1624岁人口、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6.2%、4.2%，较上月分别变化0.8和0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6月份持平。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2.6%，两年平均增长7.4%，2019年同期增长8.8%；同比实际增长12.0%，两年平均增长5.1%，2019年同期增长6.5%。1617八、进出口均下滑，产能替代效应消退7月中国出口额（以美元计，下同）同比增19.3%，两年复合增长12.9%，低于上月2.2个百分点；环比0.4%，较上月下滑6.3个百分点。短期，原材料成本上升、海运运费高涨、集装箱一箱难求，压制出口商成本和出货速度。长期，受制于经济修复的重心转移到服务、外需下滑；新兴经济体不断恢复，产能替代消退。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势，反映海外需求仍在。但劳动密集型高位放缓，主因美国消费筑顶、库存积累、产能替代效应消退；防疫物资对出口带动作用减弱，份额下降。1）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两年复合增速15.5%和14.1%，较上月变动1.9和1.4个百分点。7月美国Markit制造业PMI为63.1%，较上个月上升1.0个百分点；欧元区制造业PMI为62.6%，德国制造业PMI为65.6%，均处于高景气区间。2）劳动密集型两年复合增速8.4%，较2020年下滑3.5个百分点；美国耐用品库存增速同比8.9%，较2019年同期扩大1.0个百分点。美国进口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250.6亿美元，同比41.5%；自中国进口89亿美元，同比15.9%。3）防疫物资相关品类出口份额从2020年10.0%，下降至当前7.6%。对出口的带动作用减弱。分地区看，对美国、欧盟、东盟出口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13.0%、6.4%和14.3%，较上月变化3.7、3.5和2.1个百分点。7月中国进口金额（以美元计）同比28.1%，两年复合增速12.8%，较上月下滑8.6个百分点。7月进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19.4%。其中，金18属制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进口额增长14.2%、13.8%和16.3%。大宗商品中，大豆、铁矿砂、原油、钢材进口额同比分别17.9%、6.8%、9.3%和12.2%，进口量同比19.1%、1.0%、2.8%和16.1%。分地区看，对美国、欧盟和东盟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14.1%、4.1%和13.6%，较上月大幅下滑9.7、7.4和11.3百分点。19九、社融增速回落，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走弱7月存量社融规模302.49万亿元，同比增速10.7%，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新增社会融资规模1.06万亿元，同比少增6362亿元。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调控进一步收紧，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较弱，另一方面，7月降准为预防性、对冲性，尚未传导至实体经济。结构层面，政府债券、表内外融资共同拖累，企业发债修复。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391亿元，同比少增1830亿元，票据融资放量支撑，信贷结构不佳；企业债券融资2959亿元，同比增加601亿元，环比减少611亿元；表外融资减少4038亿元，同比多减1389亿元。其中，未贴现票据20减少2316亿元，同比多减1186亿元。信托贷款减少1571亿，同比多减204亿元。委托贷款减少151亿元，同比基本持平；政府债券融资1820亿元，同比大幅多减3639亿元。7月金融机构口径信贷同比增速为12.3%，与上月持平。7月金融机构口径新增人民币贷款1.08万亿元，同比多增905亿元；新增企业贷款4334亿元，同比多增1689亿元。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票据融资同比分别少增156亿元、少增1031亿元、多增2792亿元；新增居民贷款4059亿元，同比少增351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新增85亿元，同比少增1425亿元。中长期贷款新增3974亿元，同比少增2093亿元，主因地产调控加码，打击学区房炒作、假离婚购房等政策发酵。7月M2同比增速8.3%，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1）企业存款减少1.31万亿元，同比少减2400亿元。居民存款减少1.36万亿元，同比大幅多减6405亿元。受银行考核的季节性影响，季初商行将一般存款重新转化为理财产品。叠加7月是缴税大月，居民和企业存款向非银存款和财政存款转化。2）财政存款增加6008亿元，同比多增1136亿元，主因缴税影响。3）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增加9576亿元，同比少增8424亿元。主因去年同期高基数，今年股市震荡，季初居民和企业存款搬家积极性不足，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意愿相对谨慎，非银存款同比大幅少增。M1同比增速4.9%，比上月大幅回落0.6个百分点。一方面是缴税等季节性因素，资金从实体经济回流国库，货币回笼。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下，21信用收缩，M2M1剪刀差走阔，实体经济活力下降。22十、食品项拖累CPI继续回落，PPI高位震荡7月CPI同比上涨1.0%，回落0.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3%，回升0.7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食品价格同比下降3.7%，环比下降0.4%，主要受猪周期下行压制。其中，受部分地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鲜菜生产和储运成本增加，价格由上月下降2.3%转为上涨1.3%。蛋类、水产品、鲜果价格分别上涨15.6%、13.8%、5.2%，影响CPI上涨各约0.09、0.25、0.01个百分点。非食品分项转为上涨，同比上涨2.1%，环比上涨0.5%；影响CPI上涨约同比1.70个百分点，环比0.37个百分点。分项目看，主要是交通通信、汽柴油价格起拉动作用，分别环比上涨6.9%、3.5%23和3.8%。受暑期出游影响，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涨幅较为明显，分别环比上涨24.3%、7.3%和3.8%。7月PPI同比上涨9.0%，较上月上涨0.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比上个月扩大0.2个百分点。分项来看，受高温天气影响，动力煤需求旺盛，黑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环比涨幅最大。具体来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价格同比涨54.6%，环比涨3.6%，环比涨幅较上个月边际收窄1.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价格同比涨48.0%，环比涨5.9%，环比涨幅较上个月边际上涨2.4%；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同比涨45.7%，环比涨6.6%，环比涨幅较上个月边际收窄1.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同比涨35.4%，环比涨2.6%，环比涨幅较上个月边际收窄0.5%。布伦特原油均价环比2.8%，南华工业品指数环比3.3%，南华螺纹钢环比8.8%，南华焦煤、动力煤环比5.1%、5.7%，LME铜环比2.1%。24十一、PMI继续下滑，中小企业成本飙升、困难增加7月制造业PMI为50.4%，较上月下滑0.5个百分点。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1.0%和50.9%，分别较上月下滑0.9和0.6个百分点。经济动能（新订单产成品库存）差值较上月下滑1.1个百分点。制造业PMI、经济动能连续四个月回落，生产和需求双双回落。PMI生产指数51.0%，较上月下滑0.9个百分点。部分受到短期极端天气、疫情、原材料供应短缺、物流不畅等问题影响，中期跟成本上升、需求放缓有关。新订单指数50.9%，较上月下滑0.6个百分点，为近一年低点；新出口订单指数47.7%，较上月下滑0.4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落入临界值以下。257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1.7%、50.0%和47.8%，较上月变动0.0、0.8和1.3个百分点。成本抬升、新订单需求下滑、回款压力大，中型企业下滑至临界点、小型企业连续3个月落入临界值以下。小型企业新订单、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为47.3%、41.9%，较上月下滑1.5和4.7个百分点；行业成本压力仍挤压下游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利润，7月小型企业采购量指数为48.2%，较上月下滑1.4个百分点。7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3%，较上月下滑0.2百分点，扩张有所放缓。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7.5%，较上月下滑2.6个百分点。建筑业新订单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分别为50.0%和52.1%，较上月变动1.2和1.8个百分点；从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64.0%，仍在高景气度区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5%，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从行业情况看，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8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较上月增加6个，服务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1%，连续6个月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服务业企业对近期经营发展前景持续乐观，其中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位于64.0%以上，均高于服务业总体，相关行业有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